2013年4月29日星期一

法国总统奥朗德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做普通人的法国总统

                            法国总统奥朗德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做普通人的法国总统

   法国总统奥朗德率庞大商务团首次访华,签下60架空客大单,欲从中国增长分一杯羹。奥朗德此次短短37个小时的访华,被媒体普遍形容为“旋风之旅”。芮成钢独家专访奥朗德,中法贸易将取得哪些进展?
记者:奥朗德总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法国总统:您好,先生。
芮成钢:我们首先想请问总统阁下,来中国访问最想带回巴黎的是哪些?
奥朗德:我来不是想带回去一些合同,或者给人一种我来做生意的感觉,我来是为了显示中法两国之间的友谊。通过昨天一整天多方的接触,证实了我的感觉,那就是尽管在中国有很多法国的企业,但是法国文化要比法国经济在中国更有影响力。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习主席告诉我,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就曾经阅读过福楼拜和维克多?雨果的作品。这也证明了,在中国,法国在政治和文化方面是具有一席之地的。
芮成钢:我们普通的中国人一提到法国,就像我们在微博上跟大家征集问题时,收到了几千个不同的问题,提到法国大家会想到法国的时尚,想到法国的电影,法国的艺术,法国的历史,也会想到很多现在法国的品牌,包括法国很多的奢侈品牌,包括很多现在非常,在中国卖的非常贵的法国的红酒,还有人说因为现在中国人买的太多,现在法国人自己都买不起了,特别贵的法国红酒,像(红酒名)等等。这些我想但是总统阁下你可能觉得希望中国人提到法国的时候,联想到的不仅仅是这些奢侈品牌,是这些艺术文化领域,还有一些其他的更重要的信息,你想传递给中国的电视观众是吧?
奥朗德:四十年前,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曾自嘲法国产品承载的法国形象。他说:奢侈品、美食、旅游等不足以构成一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一方面,他是对的,因为经济就是制造业,就是核电站、飞机、高科技和数字产品。但在我看来,他的思考还不够深入,我想一个国家独有的特色也很重要,比如,精致、品质、美感,以及追求极致的产品。奢侈品不仅仅是为了一小部分人而生产的,它还是一个梦想,是人们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享有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产品。而法国是两者皆有。首先,法国拥有现代科技,比如在中国,我们参与了从核电站建设到垃圾处理的一系列项目,另外,法国有很多高科技研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法国还有高速列车,在数字领域实力也非常强大。同时,法国在农业和食品加工方面也很先进,在这个方面,我们希望跟中国未来有更多合作。法国还有香水、还有时装。这就是法国,就是具有一种领先的能力,领先的理念、领先的产品、领先的生活方式。
芮成钢:非常同意总统先生您刚才说的这些,看出来您对法国的经济充满了信心,我也想问问您,因为您这次访问中国正好赶上很多西方的投资者对中国经济有一些唱空,或者有一些(听不清),说中国经济可能又会出现一些危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西方投资者,或者包括一些机构唱空中国,您作为一位西方大国的元首,您对当下或者是未来的中国经济用信心吗?
奥朗德:我不怀疑中国经济,它在过去三十年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说任何一个大国,都不曾完成的。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自然,我们就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它会持续吗?中国奇迹还能继续下去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你们是一个大国,有13亿人口,其中很大一部分人还未能达到另一些人的消费水平。另外,因为你们已经拥有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并进行了城镇化建设,这为未来提供了一种发展模式。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这能持续吗?当然不行。你们必须投资环保节能的新兴科技。我对中国经济有信心。我有信心,还因为你们控制好了银行体系,未被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波及。与此同时,因为我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对财富进行再分配,而且政府也明白,需要大力扩大内需,并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这也是为什么我鼓励法国企业继续在华投资。现在法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经常会问:中国是不是发展得太快了?它是不是攫取了我们的一部分经济,损害了欧洲的就业?我不这么认为,如果一切规则都能建立在互利互助、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那就不会有风险。当一个国家成功时,总会带来一些担忧。一方面,这个国家会担忧:这种发展会持续吗?另一方面,其它国家,比如欧洲的一些国家,也会担忧:中国会不会变得太强大?我此行的目的,就是希望联结欧洲和中国。中国需要欧洲,一个更好的、发展更快、更有信心和资本的欧洲。中国也应该成为欧洲发展的动力,它应该接受更多欧洲的产品,这能让欧洲更加有活力。
芮成钢:谢谢总统阁下,我们也准备了几张照片您看一看。这第一张照片是您的一张官方照片,我在看您这张照片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张改革者的面孔,我知道当下的欧洲经济,包括法国经济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我们相信您是一个改革者,您希望给您的国家带来很多期盼已久,也是必须的改革,但是改革有时候很困难,我们在中国也说改革,我们的总理李克强先生也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它触动了利益,很多取得利益者会让改革变得很难,您对改革理解是什么?改革有的时候也需要代价,我们采访过的很多欧洲的领导者,因为要推进改革,推进变革,往往付出了自己政府的代价,或者是自己的支持率的代价等等,这些您的内心深处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
奥朗德:改革总是困难的。因为我们要改变习惯,要质疑现状,要进行利益再分配。这肯定是困难的。但是我们要保证,这些改革是有用的。我总统任期的挑战就在于立刻进行改革,增加竞争力、增加就业以及减少财政赤字,让法国人重燃希望。现在的问题是,欧洲人民对于更好的生活不寄希望。在中国,人民有生活得更好的希望,因为人们知道这从哪里来。在法国,在欧洲,经历了这么漫长的危机,人们对能否生活得更好产生了质疑。我的责任就是在法国和欧洲进行变革,让我们重新找回增长、信心和繁荣。这里面有很多未知数,而欧洲和中国是相互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现在你们看到,欧洲有困难,但如果这种困难长期持续、不能重新振兴的话,中国的繁荣发展也会受到影响。
芮成钢:在您推行的这个改革当中,您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些?最困难的又是哪些?
奥朗德:在法国有两个改革很困难,第一个困难是增强法国公司的竞争力,让它们有更好的业绩,更有技术含量、更加灵活和更有保障,因为法国和欧洲有太多人失业。第二个困难是退休制度改革。寿命的延长使得我们要求人们要么推迟退休的年龄,要么领取比他们的预期少的退休金。这是一个旨在团结的改革,团结有工作的人和没有工作的人,应该让更多失业的人有工作;团结即将退休的和正在工作的人们。在法国,我们十分重视团结这个理念,团结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年代的人。
芮成钢:我们再来说一说法国和德国的关系,这里准备了两张图片,第一张图片是您和默克尔总理,那个时候可能您刚刚当总统的时候,媒体说你们走路的时候,你把她都挤到红地毯外面去了。好像两个人距离不是特别的近,但是这张你们俩感觉好像特别好,好像进入了一个甜蜜的一个蜜月期,法国和德国的关系,我们关心您和默克尔总理的关系也是因为在欧洲整个目前的形势下,我想请教您您觉得与欧盟来说德国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法国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有媒体说您当了总统之后,德国扮演的角色似乎更加重要了?
奥朗德:德国在很多年前就进行了改革,现在德国肯定是欧洲最繁荣的经济体,同时,它人口比较老化,失业率比其它国家低,而且它成功地实现了公共支出和政府预算的平衡。德国受到危机的影响比其它欧洲国家要小,我跟默克尔夫人说,我们要一起来稳定欧元区。这个拥有统一货币的欧元区要团结。对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还有塞浦路斯,她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们达成了妥协。现在,我们要一起来为促进增长而努力,我试着说服她,我们大家要一起来减少政府的财政赤字,特别是对那些近年来在这方面有点放任的国家。但是,这些都要有条不紊地进行,绝不能以扼杀可能出现的增长为代价。这是一个不太容易的讨论,但是尽管不容易,结果总是一样的,就像电影故事一样,在开始的时候总是很难,但总有一个好的结局。
芮成钢:法国和英国的关系您怎么看?因为这一段时间以来,英国方面有不少欧盟的一些负面的言论,经常制造新闻。
奥朗德:英国不在欧元区,它也不愿意加入,他们甚至想站在一边作为一个旁观者。这是它的选择,它是一个主权国家,可以自己做决定。我要求英国不要阻碍欧洲前进的步伐,一体化前进的步伐。但同时,我和英国领导人在国际事务方面有非常好的关系,比如在反对恐怖主义、安全、或者在叙利亚问题上,我们不能允许叙利亚的现状这样持续下去,走向野蛮的暴力。所以说,我尊重英国,我也和英国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上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在欧洲问题上,我对我们的英国朋友说,你不能一只脚站在里面,一只脚站在外面,你的两只脚必须站在一起,否则你会摔倒的。
芮成钢:接下来我想在跟您问一问,作为一个政治家您对于媒体的印象,西方政治家总会在媒体上成为头版头条的主角,而且媒体用他们的方式解读政治家。比如说我手里的这张照片,不知道您见过没有,这张照片在互联网传得很多,很多人说奥朗德总统在干吗啊?您能给我们解释解释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奥朗德:我觉得,对媒体,我们要给它自由,我们知道,和自由在一起生活很不容易。因为它有的时候会对事件,或对事件的理解带来损害,甚至是不公正的。一张照片,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拍了下来,我的手表有的时候它会转的,重要的是它总是准的。认为媒体的报道会妨碍行动,那是错误的;媒体会让问题复杂化,有时是曲解你的行动,但是它永远阻碍不了你的行动。人们会被媒体的报道所影响,但在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关心的是你有没有政绩,而不是报纸卖了多少,人们关注的是他们的生活水平是不是改善了、购买力是不是增加了、孩子是不是过得更好了,这是他们唯一关心的结果。
记者:我们这两天又看到一些关于您的报道,关于法国经济和目前政府表现的报道,说现在法国的媒体对于您这些称呼的很多描写非常的极端,但又有一些文章说应该给奥朗德领导的政府更多的时间,您现在觉得法国的媒体对您很多描述和报道当中有哪些误解是最深的?哪些误解是最不应该发生的误解?
奥朗德:媒体是企业,他们要卖报纸,信息的价值是一种商业价值。我不怪他们。现在法国的媒体不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官方媒体,还好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有时候,我也可以抱怨他们的过分甚至是暴力,特别是有时候他们会对我采取的政策、以及对我个人,进行讽刺丑化,但是最后我都一笑了之。我从事政治生涯30年了,如果我希望传媒能够把我选为共和国总统的话,我到现在还在抱着报纸看呢。所以,创造历史、制定政策、采取行动,靠的不是那些发表评论的人,而是决策者。我们要搞清楚一点,媒体有他们的任务,他们的责任就是评论,那么我的责任和我的任务就是改变我的国家。
记者:我们的这个节目名字叫《领导者》,我们每周都会采访一位世界的某一个领导者,很多是政治领域的,但是我看到法国的媒体,包括西方媒体在描述您的时候,说您总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普通人。您在任何时候虽然当了法国总统,还总把自己定义成一个普通人,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奥朗德:我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说过,我要成为一个普通的总统,也就是说,我要尽我所能地理解每一个法国人,像一个普通法国人一样地去生活。我不需要特权,我不需要过得跟别人不一样。这就是我想说的。一个普通的行为和形象。但是同时我要作一个真正的总统,法国需要一个能做决定和有行动的总统,但是又不能像过去的君主那样,因此我是一个民主制度下的普通总统。但是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时期,五年来欧洲一直生活在危机中,失业率超过了10%,作为一个国家元首,今天我们应该做的,就是采取一些非常的政策,尽管我们要以正常的方式来进行。换一个词,也就是说,要用民主的方式来进行。
芮成钢:感谢总统阁下接受我们的专访,我们也祝您在接下来的行程内,在中国有更美好的回忆,特别是在上海。
奥朗德:访问的第一天已经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了,第二天肯定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以后一定会有机会再来中国的。
记者:谢谢,感谢总统阁下。

2013年4月26日星期五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QqNPWDc0EI&feature=youtu.be 张健演讲视频


      习近平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梦想。我认为中国最大的梦想就是有尊严­的活着,习近平说要顺应时代的潮流,这个时代最大的潮流,就是中­国,必须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大潮,民主自由博爱人权的普世大潮。­张健说,奥朗德总统是社会党人,张健和其他二十几位中国人都是社­会党人,张健说,他们给奥朗德写信,法国绝对不可以以牺牲中国人­权为代价,换取自身的利益。法国要捍卫自己的价值和尊严。

2013年4月23日星期二

日内瓦国际研讨会聚焦中国民族问题

                               日内瓦国际研讨会聚焦中国民族问题
作者:陈奎德 盛雪
 
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盛雪女士:加拿大华裔作家、记者。


陈奎德:3月11日(2013年),在瑞士的日内瓦召开了一个颇具规模,有关中国族群问题,或者说是民族问题的国际研讨会。是由维吾尔族以及它的一些政治活动人士举办的会议。邀请了汉族、藏族、蒙古族,以及西方一些活动家参与。盛雪参加了这次会议,请先介绍一下它的概况和背景。


盛雪:这次的会议是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的。会议的题目是叫做:““东突厥斯坦、西藏、南蒙古:人权、民主、自由——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的挑战”国际研讨会,是由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起并组织的。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人与会。我相信,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听众,当听到如下这些说法,例如:东突厥斯坦、南蒙古这样的概念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冲击的。

我出席这一类国际研讨会的次数比较多,在前一些时候,2011年11月21日至22日,由海外蒙古人权与民运人士召集的,在德国中部、科隆近郊的勒沃库森(Leverkusen)举行的“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上,也有不少人针对这些地区的称谓,怎么称呼,也有过很多的谈论和争议。大家后来也还是比较认同,就是尊重所在区域人民自己高度认同的称谓。

这次的会议,大家听到题目就知道,它是一个包括维吾尔人、藏人、蒙古人,当然是关于在中国行政区域内的人权、民主、自由这样的议题。是相当的敏感,具有挑战性的。它的背景是,中国在近几年,族群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陈奎德:而且越来越紧迫。例如,众所周知的许多事情,包括西藏的困境,一百多藏人接连自焚的事件,就是触目惊心的。


盛雪:族群问题突出,并不是因为在这些区域要求自由、要求独立的呼声高涨,而恰恰是这些地区受到中共严酷的统治,所演变出的人权灾难非常非常的严重。例如主持人奎德先生刚刚讲到,迄今已经有一百多位藏人自焚,其中包括一些藏传佛教的僧侣和尼姑。那么在新疆维吾尔地区,也就是维吾尔人自己叫的东突厥斯坦地区,实际上比藏区一点也不轻松。当然也包括我们称为内蒙古地区,蒙古人的自由民主运动将之称为南蒙古地区。在这些地区所爆发的人权灾难,和中共在政治上的高压统治,进一步激发了这些区域自由、独立诉求的进一步高涨,都更加突出的展现了出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召开这个会议,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时机也是非常恰当的。在海外,这些年来,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在非常努力的推动族群间的,族裔间的沟通、理解、对话。特别是在反抗中共暴政统治方面的合作。从这几个方面,构成了会议的基本背景。


陈奎德: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处于重大变革的前夜,即各方面的人士,都预感有重大的变化将要临头的时刻,族裔间的问题就会突出起来。不管是明末也好,清末也好,还是其它时候,都是这样。一方面,是这些族群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人权状态越来越严酷,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社会变迁,使各族群的自我意识上升,他们为自己的自治权利、自决权利等各方面权利的进一步强化,引发种种事情和变局。我想,现在发生这些事情首先是和中共的统治手段有关。鉴于最近这些年来,中共对少数族群的镇压相当严酷,因此,各个族群之间的交流和合作等恐怕都不得不在海外进行了。盛雪女士在这方面身体力行,做了很多事情。所以,请介绍一下,海外各族群交流、合作的现状和关系。


盛雪: 谢谢奎德。我们回顾整个历史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定势,就是基本上是从汉人的角度去看,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及周边地区,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是演变非常厉害的区域之一,它的多民族性,和政权的动荡、更替,以及版图的划分变化,非常之大。这次在日内瓦开会,主办者也一再强调,就是选择在这样一个充满自由、民主、人权信息的这样一个城市,尤其它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多族裔,多元文化的一个城市举办这一会议。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和几个朋友在会议之后,又顺便在周边旅游了两天。我非常感慨,我们开会是在日内瓦,是在瑞士境内,由于那里特别贵,主办者把与会者的住处安排在了法国境内。所以我们白天在瑞士开会,晚上到法国去住宿。会后我们到了法国南方城市尼斯,旁边就是意大利。那天下雨,我们就说:那我们到意大利去喝个咖啡吧。那天因为天色晚了,看不见了,我们才放弃了。我们在离开尼斯,前往机场的路上,因为还有两个多小时,我们就一时兴起,去了摩纳哥。摩纳哥这个小国家,比中国一个普通的县城还要小,但是,它文明的程度,高度的发达,还有整个国家建设的那么美丽,真是让人感到震撼。

当时我就想,对人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生活的有尊严、有自由。维吾尔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内,在中共的统治下,应该说,是毫无尊严,深受苦难的一个民族。这次与会的有在海外活跃的维吾尔领袖,例如世维会主席热比娅﹒卡德尔,很多中国大陆人都知道她,她在国内曾经是一个风云一时的人物,曾经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是中国女首富。后来因为他的先生在美国社会政治上的联系,牵连了热比娅,她在中国被判刑、关监狱,被释放之后,流亡海外。还有世维会的几位副主席、秘书长多里坤﹒艾沙,发言人迪里夏提,还有他们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组织负责人,也有维吾尔在国际社会比较知名的学者、专家等等。当然也包括关注他们命运,支持他们自由诉求的一些西方社会的政要和学者。

刚才奎德先生也特别指出,这是维吾尔人举办的国际研讨会第一次大规模的邀请汉人、藏人、蒙古在海外的政治领袖和学者、专家,出席会议,一起研讨。所以,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其会议宗旨,就是,在海外的人民之间,政治团体之间,要进一步加强彼此的理解、沟通,特别是合作。我认为,这次会议取得了很不错的成果。两天半的会议,从各个方面,各个族群,各个角度层次,大家有个充分讨论和进一步互相探讨的机会和余地.

陈奎德: 刚才盛雪女士谈到了主办这次会议的缘起。大家知道,我们回到中国人的圈子里面来说,维吾尔人,特别是在最近这些年来,被中国的宣传机构贴上了大量的标签,使得一般的老百姓对维吾尔族产生了一些误解与隔膜。特别是在2009年7.5事件以后,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这当然是和中共的政策和对他们贴上了标签有关系,就是借助了世界反恐浪潮的情势,把部分维吾尔人贴上了恐怖主义的标签造成的。这次会议由他们来主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冲破北京宣传机器铺天盖地的谣言,恢复他们的基本尊严,恢复这个族群的真相,对维吾尔族或是其它族裔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

盛雪:非常对。2008年8月北京主办奥运会,三月份在藏区发生了抗暴事件,中共在镇压过程中出现暴力冲突。事件引起全球华人的拥共集会浪潮。事件后,藏人被中国政府用很多非常负面的、恐怖的形容词和概念套起来。所以,很多中国老百姓对藏人产生更加深重的凝虑和隔膜,甚至在很多汉民族老百姓心目当中,对藏人产生了莫名的仇恨。 在2009年乌鲁木齐发生7.5事件以后,实际上,中共也是顺手拿起了所谓恐怖主义这个武器,对维吾尔人进行了大量的抹黑和歪曲。其背景是,2001年的美国9.11事件之后,共产党借助于整个国际社会反恐的气氛,特别是美国反恐这样一个大的国际形势,中共也就趁势利用所谓恐怖主义的说法。

这一次我的演讲主题是:中共国家恐怖主义是民族灾难的源头。会议主办者安排我为整个大会的第一个演讲人,他们可能也是看到我的论文题纲是围绕中共和恐怖主义的核心。 我相信,他们也非常认同我提出的这个角度。我的演讲分析中国共产党的起源、理论和实践,都充满并贯穿了暴力,从而也证明了中共的恐怖主义性质。早年的许多共产党人就是恐怖分子;建立政权之前的共产党就是恐怖集团;共产党建立的国家政权就是国家恐怖主义政权;共产党在全球推广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帮助其它国家建立的共产党武装和政权,就是国际恐怖主义。

现在中共自己有很多文件逐渐解密,当年中共自己的文件有很多记载,慢慢被一些学者挖掘出来,可以证实中共当时在追求建立政权的过程中,大量使用了恐怖暴力手段。中共在建立政权之后,实际上一直在实施国家恐怖主义政策,对于维吾人地区、藏人地区和蒙古人地区,更加可以肯定的是,使用了国家恐怖主义全套手段在统治这些地区。

实际上,中共恐怖主义统治所造成的直接恶果,就是说,原本在族群、族裔之间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完全可以友好往来、相互尊重的基本社会生态被打破了。现在这些族群,族裔之间的歧视、排斥和仇恨,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中共的统治模式。它在政治地位上,在经济和文化权力上,在社会生活上,甚至在非常细节的生活方式上,制造了严重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演化出整个族群的矛盾和对立。

刚才奎德强调了一下,我们在海外这么多年来,一直尽我们所能,努力要做到的就是,去弥合族群之间被中共统治撕裂的伤口,就是去用更多的理解,更多的沟通,化解人民之间的误解。由于中共加紧镇压,那么这个工作就特别艰难。

 实际上,就在我们这次开会期间,也能感受到这条道路是非常不平坦的。我举个小例子:在两天半的研讨会后,在3月13号下午,主办单位安排了会后的另外一个人权活动,是与会者到联合国大楼出席一个会议。会议主题是中国的强迫失踪人口问题。中国的失踪人口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中共政权造成大面积失踪人口问题,比如,在2009年7.5事件之后,就有大量维吾尔人失踪;这实际上是被中共当局任意拘押、逮捕或者是杀害造成的。当然在藏区也是一样,从2008年之后,就有更多的藏人因为反抗,因为追求自己的信仰和民族文化的权力被迫失踪。就是在汉人当中,比如说,上千万的童工,上千万的雏妓,或者是失学儿童,访民,爱滋病患者,有成千上万的失踪人口。但那一天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由于我们有些与会者提交给大会的是使用名,会议主办者提交给联合国的名字,跟这些人护照上的名字不一样。所以,到了联合国大楼,登记处不让有些人进去。结果,包括我,有好几个人没有能够进去。可是,中国驻联合国专员公署竟然派了七八个人到会议现场去捣乱。他们这七八个人在会场造成很大的干扰,他们随意起来讲话,向主讲人挑战,他们讲新疆维吾尔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什么的。 主办者当然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场合。不过当时热比娅女士在现场很理性镇静地回应了这样的挑战。她也讲了维吾尔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自己的家园土地上,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有自己的文化,有他们追求自由,有追求独立的权力等等。

只是,在场的一些维吾尔朋友由此产生了情绪上的疑虑,为什么在这种场合,在这种受到中共面对面挑战的时候,汉人朋友都不在现场呢?我们几个华人碰巧都没进去。杨建利、潘永忠、张晓刚、边大卫等,我们都没进去。会议结束后,有些维吾尔朋友很有情绪,对我们说:为什么当我们需要你们在场的时候,你们都不在?。后来我们跟他们做了些解释。事实上,我们真的很遗憾。我们在海外这么多么年,想尽办法要跟中共在同一场合辩论。我们制造了很多机会,希望中共到场,我们能够直接跟中共的代言人,跟中共在海外的外交机构能够有这样面对面挑战质询的机会。我们百分之百有信心,一定会轻尔易举占上峰。因为可以不含糊的说,真理在我们这边,事实在我们这边,真相在我们这边,道义在我们这边。对不对?我们有什么可怕的?我们一直在找这样的机会。 反而是中共驻海外机构一直在回避我们。 但是,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冲突的现场,凑巧我们都不在。那天晚上,我们跟好几个维族朋友解释这件事,希望他们打消疑虑。不管怎样,这件事至少说明一点,其实维汉之间的理解、沟通、信任和长期合作的关系是好不容易建立的,需要我们彼此非常真诚地掏出自己的心来去维护这种信任。


陈奎德:是,维吾尔人揭露了一个重要真相,是中共为了追求军国主义式的强国,在内地爆炸原子弹,造成严重的核污染,造成了很多生命和财产等各方面的损失。在这次会议上也谈到了吧?

盛雪:有一位维吾尔学者,叫安瓦尔.托合提(Enver Tohti),他主讲的主题就是,中共在维吾尔人居住的区域进行几十次核爆试验,在当地造成了无以计数的灾难。因为中共的核爆,并不进行任何预先的防范,事后也不进行任何保护,包括对人的生命财产等的保护措施都没有。这样的背景之下,核爆在当地造成相当多不明真相的各种各样的疾病。而中共在这些问题上根本没有诚意解决。

这位专家以非常确凿的数据,多年调查研究的成果,介绍在罗布泊至少有四十次核试验。

陈奎德:甚至很多都是地面上的核试验,不是在地下核试验,造成污染很大,引致许多疾病等等。

中共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族裔地区发生的种种灾难并没有任何措施和反醒。所以说,这一点要提醒中国的新领导人,请你当局要特别注意,如果你不亡羊补牢的话,将来可能是最大的挑战之一。看看前苏联和前东欧的情况,也表明这一点,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盛雪:中共在过去六十年的统治,近年来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区域越来越严厉的统治,在那些区域进行毫无人性的杀戮,实际上,正在永久地撕裂族群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可怕的局面。也就是说,中共一边打着所谓维护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幌子;但实际做的恰恰是在搞民族分裂,恰恰是在搞国家分裂。 国家政权、国家武力都在他们手上,他们现在所做的是,让这些族裔不单单是对这个政权永远丧失信心,也一定会在他们条件允许的时候抛弃这个政权。 同时还造成这些区域民族与汉人,或说华人,也包括对其它族裔的隔膜和深深仇恨。如果将来爆发族裔灾难的话,共产党就是最大的罪魁祸首。

而我们在海外有这样一个环境,有这样一个自由民主信息言论畅通的环境,我们可以自由使用这个环境。所以说,族群合作的重要性确实应该被每一个族群认识到。这次会议的最后一个议题就是:族群合作及未来的路线图。主讲人包括“公民力量”的负责人杨建利。

杨建利在海外族群合作这个领域里应该说是做的很早,他为此做了很多事情。在1995年,达赖喇嘛60岁生日的时候,杨建利当时在哈佛大学,他就主办了波士顿华人学者与达赖喇嘛对话的活动。出席者超过四百人。这个规模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被超越。

在这之后,杨建利就开始组建“族裔青年领袖研习营”,就是将各个海外不同社区的族裔领袖聚集在一起进行交流、沟通、理解、对话。1999年杨建利应邀到达兰萨拉访问,他就开始特别着力于推动汉藏交流。1999年,他开始着手青年族裔领袖训练营的筹备工作,2000年召开了第一届会议,到今年,四月份底在台湾召开青年族裔领袖研习营第八届会议。可以这么说,在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等领域,杨建利真的做了不少贡献。

达赖喇嘛尊者在2008年之后特别强调汉藏交流对话的重要性。他每到一个地区访问,都特别要跟当地的华人见面,整个海外民运领域有几个地方这些年也被带动了起来。比如说,包括我在过去几年也主办过几次汉藏对话交流会议。

海外维吾尔社区在此次会议之前跟很多其它族裔,包括汉人也有很多交流。比如2000年12月,民阵和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在德国波恩开会,当时包括多里坤.艾莎,他当时是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他和迪里夏提也来出席会议。我们在过去这些年中的很多会议上都彼此见过面,有交流沟通。


这次维吾尔海外社群出来组织这样大型研讨会,大范围的邀请其它族裔的人共商前景,这是非常好的新的一个步骤。我们会在这个领域中达成新的、更高的共识。应该说,这样的合作和进展,会更加顺利,迈的步子会更大。


陈奎德: 这一点对海外的汉人、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多的期待。同时国际社会也感受到了相应的责任。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国际社会,西方社会中有一些热心的政治活动人士,政治家也参与到了这一过中程。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兆头,因为国际社会毕竟对中共还是有相当大的压力,在这方面可以做的工作很多。


盛雪:包括意大利参议员马克.帕尔杜卡,克罗地亚前外长兹沃尼米尔.瑟索若维奇, 美国国家民族基金会副主席露易莎.库安格雷瓦,还有无代表国家及民族组织秘书长马利诺等等,都到场出席演讲,表示他们的关注和支持。


陈奎德:这些都非常重要,我想这都是一个聚合的力量,对于中国将来的族群问题和民主问题的建设性的顺利解决都是有好处的。 当然这中间涉及了一些基本的问题,会议上都谈到了。有些普世原则和现实可行的道路,二者之间会有一些张力,如何处理?这也是大家需要讨论的。当然,从根本上说,民族自决的原则,除了个人的人权、自由、民主之外,也是普世原则之一。但其实现,恐怕是一个复杂和长期的政治过程


盛雪:这一次出席会议的蒙古族代表,包括南蒙古人民党主席中文名叫席海明,他的中文非常非常好,还有南蒙古信息中心的负责人恩赫巴图等。 藏人代表包括达赖喇嘛尊者驻日内瓦办公室华人事务官洛桑尼玛,西藏流亡政府议会议长边巴才仁,还有几位藏人也出席了会议。


陈奎德:所以说,我觉得这次会议还是较有普遍性,蛮成功的。通过大家交流,凝聚某种共识,产生某种将来的合作关系,无疑是有好处的。中国的汉人占了百分之九十几的总人口,所以对汉人恐怕要求更高,因为汉人缺乏少数族裔的特有的敏感性。其核心之处在于,要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的为其它族裔、其他民族着想。除了其它族裔和汉人同样遭受中共政权的迫害以外,他们还受到民族歧视,这是汉人平常不大感受的。


习近平的军队救灾令可证,他改革不了!

                                   习近平的军队救灾令可证,他改革不了!
                 从习近平的意志上看,他有改革的要求,但这一要求是来于中国社会的客观压力,不是来于他个人理性所达及的开明程度。社会的困难就在那里,举步为艰,只要担子压上肩,就无法不承认社会陷于困境。要往下走,就得寻出路。寻出路就是改革。所以我相信,他的“反腐”一定有可量化的“成绩”----其枪口下既有苍蝇也可能有老虎。但这只是对犯罪分子的惩罚,不是社会走向开明的标志。

开明是建立在社会的最普遍观念上,在开明观念里,只有国民,没有超越国民的势力,只有善与恶,有好人与恶人,没有敌人,没有敌对势力。即宪政社会。

宪政社会不=宪法社会。宪政以类为成立条件,宪法却以国为条件。凡有人群的地方,人际就必是关系的,关系即政治。宪政说的就是整个政治领域,也即人际联系的一切方面,都不得有例外。而宪法是某个国家的最一般意义的大法,它可能出于宪政,符合宪政,但也可以抗拒宪政,这要看宪法确立者的理性所达及的开明程度。宪政必须建立在批判的敞开性与异议的合法化上。

所以,宪政的条件是:宪法首先合法。


因为真正存在的是人,不是法。人所能有的只是人性,不是某种社会势力的势力性。宪法必须首先合法,宪法的合法就是保证制度、立法出于人性、服从人性,不是基于某种社会势力的势力性。共产党加给中国的宪法就是基于共产党这个社会势力的势力性。


从习近平的言论看,他承认当下中国社会的困境,有走出困境的强烈愿望,我们看到他与胡锦涛的不同:胡锦涛是一个说了一辈子空话、套话、党话,看不到一星点儿出自人性自然性的人话,胡不一定没有能,但一定没有思,即可能有应对实际的法术,但没有对理的真假的辩析。他自己也不知自己说的话到底是个啥意思。胡乃一没有可教性的竖子。习近平的话可清楚地看到他的个性痕迹,证明他没象胡锦涛那样被意识形态完全异化,意识里还保留着许多他做为人的自然性成分。这就是他所以引起较广泛关注的原因。在我看来,他有做一些好事的可能,但完不成社会向开明的转型。此次他对军队下达的救灾令便可了然。

下面是各媒体报的原文:


“四川芦山20日8时02分发生7.0级地震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军队和武警部队做好抗震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地震已给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灾情就是命令。要部署部队迅速投入抗震救灾第一线。各救灾部队要发扬我军能打仗、打胜仗的精神,全力抢救受困群众,全力救治伤员,努力防范次生灾害,积极配合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灾区社会稳定等工作。同时,各救灾部队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防护。”

此命令可证,习近平依然没摆脱腐朽意识形态的束缚。

开明国家的类似命令,只是布置任务,决不在任务之外讲无关痛痒的胡话。就如外科医生紧急临床,只下达准备什么血浆、药品、器械,怎么应急等指令……哪顾得上讲什么“发杨救死扶伤,人道主义精神”,或动员“精益求精”,“为人民服务”等等废话。地震给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也不是命令所应强调,因为“地震”这个词及震级就包含了民众所受损失的严重变及援救的迫切度。命令再怎么强调也不能比事实本身更震惊人心,更能呈现出事态的严峻与紧迫。命令的目的、意义就是调派军队去执行救灾任务,又何须讲“灾情就是命令”?没有灾又哪需命令?派遣去救灾,就是在灾区实地实施救助,何须再缀上个“投入抗震救灾第一线”?又哪来的第一线?难道还有抗震救灾的第二线,第三线?难道缀上个“第一线”就能使紧迫程度或去救灾的人的急迫心情“更上一层楼”?那灾“救的”就会更有成效?这是完全没有的事。这是只有共产主义国家才必用的套话。为什么呢?就因人类的存在方式是个体的,大自然就这么造的人,没有什么力量能改变自然的秉赋。要使个体独立性的人以“共产主义”为存在方式,就只有对人的意志做重新塑造。这种重新塑造就是凡事都用空话、套话、假话来点缀、修饰。因为人也是客观物质,从客观物质性方面无论如何都不存在共产主义这个生存方式,但共产主义既篡了政权,就只有通过人的主观意志来证明它的正当。其社会实践就必然机制出假话、大话、空话这种观念程式,久之就成了意识形态套路。至于“发扬我军能打仗、打胜仗的精神”,与当下的救灾又有什么关系?完全不搭界,如果我军当真有“能打仗、打胜仗的精神”,不在命会里缀上,难道军队就不救灾了?就不能在救灾中“打胜仗”?这类话是根本不须讲的,是些胡话、废话、屁话。

习近平的命令为什么写上些与地震,与灾难无关的废话?就因以前的类似场合,共产党的各类文书都是这么套下来的,习娃娃就是在这么一个心灵环境中从纯动物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虽然许多话未经他个人智慧向自已解释,但他能记忆,能重复,所以凡在他的活动里,无不留下这样的印记。这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态性。不说大话、空话、屁话、废话,就不是共产党的文风,就不是共产党的人。没有这些大话、空话、屁话、废话、套话也就没有共产主义。

习近平这个命令,只是“抢救受困群众,救治伤员,防范次生灾害,积极配合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灾区社会稳定等工作。同时,各救灾部队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防护。”这几句话是该说的,是有实际内容的,是救灾部队所必须做的,是有意义的。如果习近平的命令只说有实际内容,具实际意义的话,他就是有气象的,把新观念带入社会的。可信的。


就因我们不能从习近平的讲话、命令里看到他从陈腐党话里向人话的复甦,老村夫断言,习近平开不出新气象,他依旧活动在“共产”概念内,他至今还未上升到把“共产主义”当成一个相对对象来思维、来解析、来认识的水平,他还是在共产牢笼里为共产牢笼的生死存亡着急,以共产牢笼为责任而喊改革,即便他干一些好事,也不足以把国家拨正到开明的航向。

我们的时代所呼唤的是纯正人性的杰出分子。时代正在逃避的就是党性。改革就是从党性灾难里逃回人性。

改革不是别的,就是共产主义的人性异化里的人性觉醒,是共产主义对人性的重新塑造里的人本主义复归。就是从党性社会回归到人性!


一个能把气象带进到环境,能刷新观念的人,自已首先能突破旧观念,其言论必定抛弃迂腐党话,充满鲜活的人话。习近平没有这种训练与自觉。在共产党的阵营里,能自觉避说党话而偏于说人话的是赵紫阳、朱镕基、温家宝,汪洋。李瑞环虽有此种倾向,但他那套出自党校课本的“哲学”,污染了他原有的自然性。即使是温家宝亲属聚钱,并不能改变他在台上一直只讲人话这个事实,他尽力避开党话。

有一个人,张国立,他的电视剧可命名为人性风俗画卷,说的全人话。


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森格亲切会见藏汉协会副主席张健并且深入交流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森格,途径巴黎,此次特意腾出时间和法国汉藏协会新任主席西藏流亡政府前议员,西藏诗人拉毛家议员,汉藏协会副主席张健亲切会见,并且深入交流。
          
                      法国藏人协会的主席土登等人,西藏流亡政府法国代表,法国藏人协会骨干都在场。
                      洛桑森格赢得世界各地数万藏人的55%的选票,是西藏第一位民选的总理。现年42岁的洛桑森格出生于一个藏族难民定居点,曾经担任西藏青年大会领导人。洛桑森格获得哈佛大学的奖学金,获得哈佛大学的法学学位,目前是哈佛大学研究员.他和公民力量的杨建立博士是一个学校。
                       洛桑森格博士是哈佛大学的首位藏人法学博士。2006年,《亚洲学会》评选他为亚洲24位青年领袖之一。2011年4月27日,他在投票选举中被当选为西藏流亡政府的最高政治领袖。
   
                       洛桑森格博士在哈佛大学学过中文,他表示,希望能到中国去学中文,但没有这个机会。在2005年,他曾去过北京民族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山西五台山等地,想到西藏去看一看,未得到允许。去年因父亲去世,他向中国政府提出想回家为父奔丧,再一次遭到拒绝,心里非常难过与遗憾。

                       西藏流亡政府领导人洛桑-森格谈到现在西藏一百多人自焚的问题,他说痛心自己的同胞的遭遇,忧虑西藏的人权状况,他呼吁欧美等国家和人权团体应该向中国施加压力,就中国接连发生的藏族僧侣自焚­事件展开调查,允许国际观察人员和媒体前往事发地区调查。
                      他认为“责任完全在北京,中共当局的强硬政策导致了藏人的自焚。” 他说,中共当局最初把自焚者说成是小偷,然后是无家可归者,后来又把责任推到西藏流亡政府身上。
   
                      洛桑桑盖说,中共当局开始对自焚行动治罪,严厉迫害自焚者和他们的家人,但是自焚还在继续。
   
                      他说:“这说明,不管中共当局的政策多强硬,不管他们怎样镇压藏人,都不会有效果。现在是他们重新考虑政策,承认这样的政策不起作用,并且更现实地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洛桑森格:望達賴喇嘛有生之年返回重獲自由的西藏 .....
                      洛桑森格博士继续说,西藏佛教圣地大昭寺中的释迦牟尼佛,就是文成公主从西安带来的。这说明,藏人在内心里从来没有反对和排斥汉人
                      他希望藏汉兄弟一起,推动人权进步.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森格,途径巴黎,此次特意腾出时间和法国汉藏协会新任主席西藏流亡政府前议员,西藏诗人拉毛家议员,汉藏协会副主席张健亲切会见,并且深入交流。

2013年4月22日星期一

法广专访汉学家玛丽-侯芷明;谈新疆维吾尔人权现况


法广专访汉学家玛丽-侯芷明;谈新疆维吾尔人权现况
    来源;法广 中文网站 rfi.fi    
    音频链接;http://www.chinese.rfi.fr/aef_player_popup/rfi_player#
   
    
法广专访汉学家玛丽-侯芷明;谈新疆维吾尔人权现况

   
    图片;法国 汉学家 玛丽-侯志明女士    
    作者 珍妮特
    国际维吾尔妇女研讨会将于四月二十至二十三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由流亡美国的热比娅女士主持揭幕。热比娅曾经是中国人大代表,致力于新疆维吾尔人的民主人权运动,她于九九年被捕判刑O五年流亡美国。目前她的儿子还被中国当局关押在牢狱中。本台就此采访长期关注中国民主与人权的也是中国团结协会主席的汉学家侯芷明女士向本台讲述她所知道的新疆维吾尔族裔人权状况。
   
    侯芷明:我在巴黎认识很多新疆维吾尔人,他们有些是长期在巴黎,有的人是以“学者访问”从国内出来到巴黎,有的现今住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世界各地到处都有,也有在距离欧洲最近的是生活中土耳其的维族人。所以我们从新疆获得的消息并不少,因为这些人一到国外就可以自由谈论。他们称自己是“东土耳其斯坦”,而不愿听到 “新疆”这个名词,因认为这是代表中国殖民地的说法。他们认为自己在“东土耳其斯坦”受到的歧视与镇压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
    我想原因有很多,第一个让他们感觉受不了的最大原因就是,在2009年7月5日的大屠杀。对于这个大屠杀,至今我们还不太明白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人们只知道那天晚上,一部分年轻的新疆人在乌鲁木齐广场组织了一次他们认为是和平的示威游行,要求知道前不久在广东被杀的三个维族人的原因所在、凶手是否被当局逮捕。而就在当天晚上发生了屠杀。至今,仍有一些维族人表示,当天晚上有一大帮人从外边来,带着武器开始杀汉人,有的则开始杀维族人,所以我不清楚究竟是谁攻击谁,事后,也没有人向我讲清楚。但是,发生这起冲突之后,有一百多人丧生。之后,中国政府对新疆人的镇压明显增加。2009年7月5日之后,失踪的维吾尔年轻男子人数可说数不清,反正应该有好几百人。至今,一些母亲们还继续在找他们的儿子,她们去过医院、监狱等很多地方,都没找到。这当然会对这个民族造成很痛苦的伤痕。
   
    我感觉,从那时起,新疆人的文化、生活习惯等等都受到很严重的伤痕。至今,基本上,新疆人不敢向他们在国外的亲戚说什么,例如,我的一个新疆朋友与父母弟弟通电话时,他们都一直称“一切都好,不用关心,我们都好,谢谢,再见”,就挂上电话了,他们怕说真话。
   
    而这些新疆人也不敢回国,说是,他们如果回国找工作,将会面临巨大的压力与麻烦:没有言论自由,而且工作上遭歧视。例如汉人在新疆,可以得到银行的补助、贷款,可以得到较好的工作地位。据他们说,如果是新疆人,就没有这些工作机会及地位,例如老师的工作,我的一位朋友的姐姐在新疆当老师,她在一个中等城市教课十多年。但最近失去工作,因被认为汉语水平不够高,因为可能她有一点维族人的口音,所以被一名河南人取代了。现在,她只能失业待在家中。
   
    而且最近发生的反恐行动,很多维族人如同其他地方的人,如汉人、美国人、法国人一样希望能使用因特网;但是,现在新疆人使用因特网,马上就会被认为在组织恐怖活动。所以,最近因为这原因,有二十人被当局抓了,而且被判处20年、十五年、十年不等的重刑,惩罚的非常厉害。因此世界维吾尔大会竭力反对这些惩罚,认为这些人有自由使用自己的电脑、电话一起交流,并没有什么恐怖活动或分裂国家的计划。虽然如此,他们还是被判了重刑。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19日在发表2012年人权报告中,在提到中国人权恶化时,除了指出迫害异议人士,也特别提到当局对新疆维吾尔、西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灭绝、经济侵噬垄断、滥用司法判刑、镇压。
    

2013年4月13日星期六

各地网友纷纷自发赶到合肥声援张林父女

                
 
   
    连日来,各地网友纷纷自发赶到合肥声援张林父女。4月9日下午,有部分网友自主决定在安徽省公安厅大门口打横幅表达诉求和声援时,被值班警员扯掉横幅,同时被告知有问题可以在翌日上午去该厅信访处反映。警方粗暴行为激起网友义愤,网名挪威森林的李化平和自称“驯兽师”的陈云飞于是决定在公安厅门口安营扎寨,持续表达让安妮上学诉求,当晚搭起帐篷在此露营。消息传回张林父女、律师团成员和围观网友居住的长丰路桥家春秋宾馆后,大家既担忧露营网友人身安全和事态扩大,也希望能够让安妮尽快恢复学业。商议决定派人看望露营网友,尽可能劝他们回宾馆居住,同时决定接受警方要求,先通过信访渠道反映问题,解决让安妮上学诉求。考虑警方只允许5名人员进入信访接待室,决定第二天由前检察官沈良庆、律师团召集人陈启棠(网名天理)、中国妇权义工姚诚和陕西访民康素萍配合张林与警方交涉。
  
    10时许,进入远离公安厅的淮河西路信访接待室大厅,陈启棠受委托代表张林填写登记表,直到临近下班时(11时许),才由一位据称熟悉情况的负责人出面接待信访人,他提出只接访当事人张林父女要求,其他人只好在外边等消息。接访结束后,张林告诉大家:尽管他将校方复学要求告诉这位负责人,强调造成女儿失学的原因恰恰是警方非法绑架和强迫驱逐,该负责人还是借口警方只处理警务问题,只有教育部门才有权处理教育问题,建议他向教育部门提出相关诉求。张安妮复学问题就像一只皮球,又被警方踢回教育部门。
                盛雪:

 4月10日上午9时许,步行前往公安厅路过琥珀小学时,适逢课间孩子们正在操场上玩耍,年仅10岁的张安妮趴在路基护栏上,羡慕的眺望同学们嬉笑打闹,久久不肯离去。看到这一幕,大家更强烈希望尽快让无辜的孩子回到校园,回到老师和同学们身边。
  4月8日上午,张林父女在众多律师团成员、中国妇权义工、本地和外地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网友和访民陪同下来到琥珀小学,试图恢复张安妮学籍并让她回到课堂,遭到校方拒绝。交涉过程中,校方曾将皮球踢给张林和有关部门(指警方),要求张林从有关部门获得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书面承诺,才能恢复张安妮学籍,重新回到该校读书。尽管该校对张安妮被不明身份的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绑架失学和单方面解除学籍、拒绝她回校读书负有不可推卸责任,但是考虑到学校仅仅是被动配合警方作恶,经过大家商议,张林还是决定向警方提出不再继续影响孩子复学的卑微诉求,以便减缓学校承受的压力,让女儿尽快复学。



  中國婦權消息:4月10日上午,安徽省公安厅信访接待处负责人在接待张林父女来访时,又将合肥市琥珀小学翠竹园分校恢复张安妮学籍并接纳孩子复学的责任主体推卸给教育部门,皮球又被警方踢回。张安妮复学无望,只能站在校园外兴叹。

                   你们依然支持着同仁的孩子,好感动。希望李竹阳到加拿大后能减轻秦永敏的后顾之忧

日前,六四“罪犯”张林的十岁女儿在安徽被警察从学校强行带走留置在派出所,在没有家人、没有女警陪同下关押了三个多小时,后又与她父亲张林一起被关押了20多个小时,整整一天没有饭吃,她只能睡在派出所的长凳上。而她的学校因此不准许她上课,说保证不了她的安全,她失学至今。连日来,各省维权律师和我们妇权义工及网友们正聚集合肥,接力绝食、烛光晚会等声援小安妮。希望海外的朋友们多多声援他们,无论是关注孩子的权益,还是关注一个坚守底线20多年的良心犯,我们都责无旁贷,纽约这边的纽约论坛等开始了声援,加州正在筹备接力绝食。请盛雪和多伦多的朋友们商量一下,看看如何声援张林和张安妮。联系媒体采访也可以。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吧。

                                                                                                                                              张菁

中國民主黨創黨元老秦永敏的女兒李竹陽在友人帮助下顺利到达加拿大,民阵主席盛雪迎接。




各位朋友:

秦永敏的女儿李竹阳已经平安抵达,是位文静沉稳的姑娘。她还说,从香港飞加拿大,不觉得在飞机上很长时间,所以不算累。

先替李竹阳谢谢各位的祝福,我会一一转告她的。

航班晚点6个小时,有点不寻常,还好是天气的原因(原本有点担心呢)。


她感谢各位对她的关注和祝福。



盛雪




我正在安排记者会,您先爆料啦。

航班晚点6个小时,夜里12点才到。

说实在的,这不算一个小工程,总共用了三年半,许多人出力。最大的功臣就是林立兄说的卡尔加利民促会的几位朋友。

20099月到20108月底,我在埃德蒙顿市及在阿尔伯达大学出任流亡作家。20091125日埃德蒙顿市大赦国际召开年会,我应邀出席演讲,因为他们有个分支常年关注秦永敏,我讲了秦永敏的事迹。有听众提问,怎么才能切实帮到秦永敏?我说:像秦永敏这样的政治犯,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个平安正常的生活,不再因为自己的选择而受连累遭受迫害。秦永敏有个女儿,我知道,他很想让女儿离开中国,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生活。让我们一起努力把她接到加拿大来吧。

第二天,20091126日,两个老太太,一个德裔加籍,一个俄裔加籍,都六七十岁了,都是阿尔伯达大学的教授,给我写信,商议怎么申办秦永敏的女儿李竹阳到加拿大来。我们一起开始了申办秦永敏女儿来加拿大的工程。

这期间有许多情节和挫折,后来最辛苦劳累的就是卡尔加利的阿Paul和石青。做事环环紧扣,一丝不苟。现在不一一说了。总之,李竹阳终于拿到了加拿大移民部特许的签证,登上了飞机,两个小时后抵达加拿大多伦多。

感谢所有参与这一过程的朋友,包括澳洲的孙立勇大哥,从中协助联络,也包括曾经试图把她申请到美国的徐文立等朋友。大家都尽力了。

昨夜,秦永敏给我写了他和女儿及前妻,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的遭遇、种种磨难和点点滴滴的亲情,不胜感慨。

我该准备去接她了。今天特意买了一束花。

祝福她在加拿大开始新生吧。也祝福秦永敏在中国实践民主政治理念的同时,获得幸福和平安。也祝福所有的良心犯和政治犯及家人都能够有尊严和平安。


盛雪

中國民主黨創黨元老秦永敏的女兒李竹陽,於兩天前從天津到達香港,將於今晚抵多倫多,盛雪和秦永敏的大哥會接她機。
卡城民促會是這次行動的主要組織者之一。
中國民主黨是在中國大陸,共產黨以外最大的政治性組織。雖然十多年來遭到中共無情打壓,仍堅持不懈的推動民主,在中國的殘酷政治生態環境中生存下來,是萬分不容易。
今天,全國各省都有民主黨的分支。那一天革命來到中國,民主黨將會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2013年4月12日星期五

白玛旦增 muc0706@gmail.com 张林十岁女儿张安妮复学事件近日来受到广泛的关注



张林十岁女儿张安妮复学事件近日来受到广泛的关注,琥珀小学以安全理由拒绝张安妮回学校就读,希望全球热心人士能够参与此次活动,帮助小安妮顺利复学。欢迎将此消息转发给你身边的朋友!


刘卫国
山东泉舜律师所刑辩部主任
电话:13518610665
QQ:281688929

魏京生基金会新闻 魏京生应邀会见前美国航空航天局官员见面会谈

魏京生基金会新闻与文章发布号:A756-W482 
魏京生基金会新闻与文章发布号:A756-W482 发行日期:2013年4月11日发布日:2013年4月11日主题:魏京生,黄慈萍的邀请,代表狼会见和交谈与前美国航空航天局 语言版本:中文(中国版结束)此号以中文为准(英文在前,中文在后)注:请使用“简体中文(GB2312)”编码,以查看此版本的中国部分。如果该邮件无法正常显示在您的电子邮件程序,请给我们您的要求特别交货 相同的信息。----------------------------------------------- ------------------ 魏京生,黄慈萍,由众议员沃尔夫邀请到前美国航空航天局官员见面和交谈,2013年4月11日,魏京生,黄慈萍应邀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以满足美国航空航天局的高级官员,包括美国航空航天局管理者,查尔斯·博尔登,在众议员沃尔夫的办公室。美国航空航天局一直积极寻求空间活动与中国政府的合作伙伴,中国政府当作“国防计划“,由于其军事性质的。拨款商务部,司法部,美国众议院科学小组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R-VA),已经非常了解如何可以帮助抑制高科技的国家如中国。多年以来,沃尔夫先生一直一个领军人权,抑制国家的人民,包括中国在内的。先生 魏和黄女士谈到的美国航空航天局官员在中国的真相,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详细的知识的真正本质,中国政府的利益,以取得高层次的技术,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先生 伟告诉美国航空航天局官员说,有两种主要的方式为共产主义中国窃取美国的技术。其一是派人潜入美国 企业或研究机构,或购买他们的员工,另一种是直接窃取技术,通过合作项目。这些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中国军工企业的技术,但也已销往朝鲜,伊朗,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间接威胁到世界安全的。先生 王伟说:“美国的一些公司故意运送他们的技术秘密,其目的是提高技术水平的敌人,因此他们有理由申请更多的资金用于更新技术和设备的研究,但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航空航天局,由美国国会资助的民族企业,也希望从事这种类型的合作,以出口技术。“ 黄慈萍发言,她在过去的两个不同的角色。一个是核科学研究员的角色。一旦一个天才的孩子谁没有经历高中上过大学,她花了玛丽· 居里夫人为榜样来攻读核物理学。“毕业后,我工作在原子能研究所,这是中国政府原子弹的地方,但是,有两个问题困扰我。一个是,中国政府积极出口核技术,后来朝鲜和伊朗等其他国家,如巴基斯坦的是,有一个秘密的武器装备部门在中国可以很容易访问的地方,如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组成的研究所即使在到国外旅游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最终所获得的共产主义政权的方式,使中子弹“。女士 黄说:“其他的角色是我的一个学生领袖的角色,在那里我获得了向其他学生和学者的访问。我担任主席的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全美学自联(美国)和全球华人学生会会长。我了解到,一些学生的承诺,中国政府获得高科技信息由于种种原因,当然,往往有一个为他们获得的财政奖励。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美国企业失去了金融利益是不甚至作为坏的损害到美国的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 作为了几十年的老互联网用户从1984年起和一次一个计算机网络经理,黄慈萍还介绍了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官员如何在先进的IT产业已经帮助中国政府,以阻止信息流和追查持不同政见者。高新技术是好的,但不是一个邪恶的政权的手中。“在持不同政见者被调用时,我们从付费电话,花了分钟的共产主义政权定位的手机,现在,美国技术的帮助下,它可以牵制马上。“ 黄慈萍讲述了她自己的经验,在处理1998年在中国的秘密警察。“有人告诉我,我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与中共政府合作,包括丰富。这样一来,我的老熟人,也是一个全美学自联的成员之一,成为亿万富翁,排名的数量76 中国最富有的人,他 ​​所做的是帮助中国政府建立在中国,这是伟大的防火墙用于限制自由,镇压人民。“ 管理员博尔登表示,他的经验和意见,女士 黄回答说:“中国政府从中国人民是不同的。在美国不同,中国人不选,中国政府钳制人民。“ 其他几个人权活动家,包括劳改研究基金会负责人,VOA中国分公司首席,中国援助协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负责的,有代表性的国际西藏运动的负责人等也出席了会议,并谈到了自己的意见。人权活动家与美国众议员弗兰克 从WeiJingSheng.org 魏京生基金会及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是一个消息,致力于促进中国的人权和民主化感谢您的协助,并在任何方式的帮助。我们承诺团结谁的斗争,在这个星球上人权和民主治理欢迎您使用或分发此版本。但请标明出处此基础上,其网站:www.weijingsheng.org 虽然我们无法无力支付特许权使用费在这个时候,我们正在寻求您的贡献。您可以发送你的文章,评论和意见到:HCP@weijingsheng.org。请记住,只有在文本文件中,而不是在附件中。网站的问题和建议,您可以联系我们的专业工作人员和网站管理员:webmaster@Weijingsheng.org 要了解更多关于我们,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 WeiJingSheng.org和www.ChinaLaborUnion.org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人权和民主运动作为一个整体,特别是我们中国工会基地的新闻和信息,您可以联系黄慈萍:HCP@Weijingsheng.org或魏京生基金会办公室:1-202-270-6980 魏京生基础的邮政地址是:魏京生基金会,邮政信箱15449,华盛顿,DC 20003,USA 您收到此消息,因为你以前曾表示有兴趣了解更多有关魏先生魏京生中国民主运动。从列表中删除,请直接回复此消息,并使用“退订”为主题。请允许我们处理您的请求几天************** ************************** 中文版魏京生基金会新闻与文章发布号:A756-W482 魏京生基金会新闻与文章发布号:A756 -W482 发布日期:2013年4月11日发布日:2013年4月11日主题:魏京生与黄慈萍由众议员沃尔夫邀请,以满足和NASA前跟 语言版本:中文(中国版在 HCP@WEIJINGSHENG.ORG 魏京生基金会通讯地址:魏京生基金会,邮政信箱15449,华盛顿,DC 20003,USA 电话:退订作为主题(主题)。

藏汉人权团体集会中驻法使馆街口

                      藏汉人权团体集会中驻法使馆街口
2013年4月10日,初春的巴黎咋暖还寒,傍晚藏汉人权团体在中驻法使馆街口冒雨集会,呼吁国际社会与一切良知人士对西藏人权现状给以高度关注
          孙维邦;79民主墙政治思想家,79民主墙及“六四”学生民主运动后,因言获罪十一年。藏汉协会理事,他在演讲中说,只有结束中共一党专制,西藏的人权问题才可以解决。他号召大家一起努力,结束一党专制。
          

2013年4月6日星期六

为什么说腐败是共产主义文化的质的规定性?

                           为什么说腐败是共产主义文化的质的规定性?

                                                                                                     作者 孙维邦


为什么说“腐败是共产主义文化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或“固有的构成成分

因为共产主义是一种用攻击与侵略为成立的制度,人却是自然世界的物种。自然之物所能服从的只有自然力,这样共产主义制度就成为人性自然性的抗力。在二力背反中生存就必须两副面孔,双重人格。口头上应付制度,实质上就满足自然,腐败就是两副面孔,双重人格的表现。从字面上,直观不到共产主义是以攻击与侵略为理念。问题处在共产主义是一个奋斗目的,目的不能自实现,实现就需要方法。共产主义的实现方法里先天涵蕴着攻击与侵略----若不发动攻击不实施侵略,就无以共产。可证:共产主义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就是攻击及其带来的恐怖。而自然之物的人又只能听命于自然。试问:攻击与恐怖为生命提供的秩序能有安全吗?能适合人类吗?这样的制度就必成为人性自然性的天敌。

在共产主义的理性对抗中:人既须不折不扣地服从天命,又要屈服制度。怎么办?只有用屈辱妥胁以应付制度,暗地里去满足天命。从而共产国家的国民无不分裂为双重人格,只有两副面孔才能在制度与天命的夹缝中生存。那些占了天时、地利的人,就有假制度去得月的方便,这就是腐败。留给被天时、地利所抛弃的人的,只有上访与草泥马,最终汇成为敌对势力。其实----那《共产党宣言》不是别的,就是把攻击与侵犯,仇恨与罪恶诡辩为合法的动员令。是集结懒汉、地痞、市井的腾图或旗帜。


诚然,历史长河的画卷,记载着数不清的政权更替,这些更替也是通过攻击,但这些更替所关涉的却仅仅是政权,而非社会的固有性。历史越古远,视野越直观越表层,人与人的关系越赤裸。因而古代政权更替多受本能支配,其智慧尚不能创建一种意识形态,用来包裹自已去恐怖别人。但共产主义所对的就不只是政权,它深藏的是对人的重新塑造。从而它就既动摇了人性根本性,又颠覆了“社会出于形成”这个天然性。就陷社会于人性的二力背反。人性与制度的二力背反的机制之果就是腐败。


何为人性根本性?

人是物理事实,有空间性:如形状、广延、不可入性;人又是生命事实,生命在时间里延续;人还有意识、理性,即自主能力,人能自律。从不同立场,可见到的性质亦有不同。科学发展,文明推进,还可发现新的性质。但只要牢牢地把握----人是自然事实,人性根本性就是“生命是个体独立并完满”,使其成为社会的总原则,制度就不仅正当而且有效。


因为:不管知不知,也不管尚未发现的性质是什么,都处在“生命是个体的、独立的”以内。只要社会制度出于“人的生命是个体独立并完满”的,就决不会动摇人性根本性,不陷人性与制度的对抗,社会就健康,秩序就稳。“稳”是因社会的规定性合乎人性根本性。“稳”是制度性出于人性。“稳”不是“维”出来的。维稳的“维”与治病的“治”一样,都是动词。凡需“治”者,肯定有病。凡用“维”来求的“稳”,肯定制度不合人性,对抗人性。所以社会不稳的原因永远不在国民,而在制度。所以说----

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人民反政权,只存在政权反人民。

人民永远都不会反革命,只有革命反人民!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场反人民的“革命”。

人性根本性----

我们已证明,根本性是事物所固有,也就是:除非不是该事物,事物除非不存在,只要是该事物或该事物存在,就不可避免而有的属性。因而凡可被剥离的都不是根本性,硬把根本性从事物里剥离,事物就不复存在。人性根本性就是:除非不是人或除非人不存在,只要是人,只要人存在,就不可避免而有的那些属性。试问,人性根本性是可从生命里剥离的吗?

如果把人性根本性从生命里剥离,也就没有人类,人也就不再是人。

不管人类有多少本性,也不管是否会因进化而发见新的本性,只要把握了“人是自然之物,人是个体独立并完满的”,就永远的ok。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到底是什么?

不就是由官方臆造的特殊形态的意识,来取代人性根本性的对人的重新塑造吗?

共产主义的运转为什么会以恐怖为理念?恳求党棍们随我一道来揭穿这个秘密:

因为“社会是出于形成,而共产主义却是出于人为”。


凡形成就不是人为,而是自然而然,仅为规律之果。因而凡形成都是客观进程。猿人并没象共产党入党那样,向苍天申请“成为智人”,却进化成为智人。初生儿眼珠都不会转,只要下生并在社会环境,不需努力,必成为有智慧能力的人----这就是形成。只要有了猿人,不需内在努力,也不需外力造就,必形成出智慧。那怕起码的智慧,也必使人,人与世界形成出联系----联系就是社会。回溯历史能看到人文始祖,看到社会是如何一步步完善起来,却看不到谁首先建立起社会。何哉?就因社会不是人为,不是建立,是自然形成。只要进化出微弱的智慧,周围事物与其自身都必被烙印。烙印也就是识别,识别就是联系,联系就是社会。形成不以前件为条件,所以形成只有客观性没有主观性。

形成意味着既非内力,也非外力,只要有自然律就不能不如此。我们承认:历史上的政权变迁都含着人为,秦始皇“要”统一天下,陈涉“要”起义,刘邦“要”灭项羽,曹操、刘备、孙权,“要”当皇帝……“要”即意志!可这类活动所完成的只是政权更替,并不改变“社会出于形成”这个本质。因形成只受制于自然规律,而人也只受制于自然,这便使社会制度符合人性。就发生不了人性重塑,政权更替就只是对“社会出于形成”的完善,不构成“社会出于形成”的颠覆。因而不引发人性的重新塑造。

因为形成是自因的,不出于发动,凡不需发动的进程就不蕴涵先天设敌。

但“人为的设计”必涵蕴着对“社会出于形成”的断裂。就不只是取代前政权,更深藏着对“社会出于形成”这一规定性的否定。因人为的设计制度必是对前件的,必以先在的社会为攻击目标,从而就先天地设定敌人。社会形成前并无社会,但要设计一种制度,却必须以已经的制度为对象,因而在“设计社会制度”这个意志里,就必先天地“互为敌人”。在“共产主义”设计里,就先验地以攻击与侵犯为方法。即便设计者不是故意,这种攻击与侵犯也不只是针对制度,而是必动摇“社会出于形成”这个社会的根本性。这就是为什么实践的共产主义无例外的恃以恐怖,而一旦建政,恐怖的理念就被机制成对人性的重新塑造。

胡锦涛所以一二再地誓言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证明。

胡锦涛坚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答曰----


他要坚持的就是“继续对人施以攻击与恐怖”,强迫国民从自然人性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脱胎换骨,即人性重新塑。

阶级斗争就是把攻击与侵犯上升为合法的理论证明;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用恐怖为治国方法的理论。

毫无疑问:共产或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用攻击与侵犯为原则的制度,以恐怖为统治理念的制度。请思考:攻击与恐怖所对着的能是什么呢?是“产”吗?决不!因为“产”不是生命之物,“产”又不能意识,不能思想,它才不管你共不共呢。共产主义是一个理,理所对着的只能是理性之物,理性之物只有人。因而共产主义所针对的就只是人的意识,所要围剿的就只是“生命是个体独立并完满”。这样我们就明了了:共产主义的幽灵不是别的,而是对人的“生命是个体独立并完满”这个本性的剿灭。因而生存在任何共产制度下,要想活下去,就得做两面派:明里拍马舔屁股,暗里就竭力地捞,贪。共产主义所以必致灾难,其秘奧就是:不许自然之物的人自在地服从自然律,用立法去命令国民服从共产主义的特定形态的意识。

所以说“腐败必成为共产主义制度的固有的质的规定性”或“固有的构成成分”!

就因腐败是共产主义制度所固有的规定性,所以说:共产党的腐败既不能由它自身来清除,也不能由外部力量来清除。因“共产”一词的本性就是封闭。腐败的清除条件是敞开性,一旦敞开哪还有共产党?任何非敞开性集团,外力都无从发生影响!因封闭性无不把外部力量视为敌对。

如果不是对人性的重新塑造,怎么会形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呢”?

孟煌:给狱中刘晓波的信

孟煌:给狱中刘晓波的信




晓波,你好:

锦州冷吗?你的牢房能见着太阳吗?他们让你看书吗?去年三月我从柏林给你寄了一把洋人坐过的空椅子,进了中国就没下落了,不晓得放在你的床边合适不?

我们是二零零零年一月认识的,你和刘霞、萧艾、梁晓燕去艾未未的艺术文件仓库看我的展览。那次我告诉你,上高中时就读过你的文章,很崇拜,没想到你的脸红了。从那以后只要有机会,就特高兴听你侃,最过瘾的一次是在二零零一年夏天。罗艺开车,你们好几个人来我工作室玩。我们整整听了一晚上你讲自己的故事,有你小时候的,更多的是关于八九天安门事件。到了天亮,才发现我们抽了整整一条烟。

今天我也想给你讲一讲我的故事,影响我成长的那些经历,我的绘画和一点我的想法。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城市是荒凉的,好像一座鬼城。走在路上的人们行色匆匆,眼神里充满着不信任感。在胡同里的熟人见了面都跟打了鸡血似的,亢奋得很──这是一种市民式的游戏:暗中较劲,看谁更革命。那时,比我们大的孩子正好赶上“上山下乡运动”,离开城市到农村去了,家长都忙着搞革命,所以在城里我们基本上处于一个真空状态,是一群没人管的小野孩儿。

记得那是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夏天。一天下午,我在街口玩耍,一辆蓝色卡车开了过来。就在离我两米远的地方,我看到一个身穿素花连衣裙的女孩,她有意识地让过大卡车的前轮,就在车的后轮快要经过的时候,突然冲向车底!卡车在她跌倒的身体上跳了一下,她本能地想爬起来,可刚抬起头,血就从嘴里喷了出来。她就这么倒下去了。黑发、素花裙、血,构成了抹不去的画面。奇怪的是,我居然没有被吓疯掉。可能是我们那时的孩子目睹了太多残酷的事情,好像心头都有了一层老茧,麻木了,就在那么小的时候。

然后就是八十年代了。政府开始改革开放,社会也比以前松动了些。那时我上中学,课堂上常常讨论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表面上自然是学生和老师、开放和保守这两种声音。但是从成年人的微笑中,我们似乎窥视到了某种不可言说的秘密。

我们那时候晚上最爱听“敌台”,就是台湾的短波广播。具体的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每次都期待着凤飞飞唱歌。那个声音太女人了,跟猫抓似的,让我们这些青春期的毛头小伙实在是受不了。爱呀!现在想想,她唱的吧也不太好,可是在那个压抑的年代,还有就是周围都是生硬的革命同志,没人味儿了,所以听到那个声音就想把那个女人从收音机里拉出来抱一抱。在我们心中,这些“党”的声音已经失效,数十年的相互斗争也使中国人失去了传统中“美”的东西。

然而,人就是这么自然地接受“美”的事物。我们也开始苏醒了,像出土的小芽,有种力量在开始追求知识和美。我和周围的年轻人开始偷偷地听香港、台湾的歌曲,更新潮的人在听欧美的摇滚乐。当时的权力机关是禁止这些所谓的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的。人们争着看外国的电影,女人们在制作各种大胆的服装、发式,学校里的年轻人在彻夜地讨论西方的文学艺术和哲学,如饥似渴。

我母亲正好在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工作,我能比较容易阅读到更多西方小说和画册。我模仿着,想象着西方的生活方式。在一些“规矩人”的眼里,我们这样的人几乎是小流氓,而这些事情,让我顺利地完成了一个少年的心理逆反──嘲弄和反抗成年人社会的这一过程。

有一次,我和别人打架,把别人的头打破了,不敢回家,于是就跑到一个生性豪放的大哥家。他是个孤儿,一个人住,喜欢音乐,一些艺术家常到他那个阴暗、发霉而且乱哄哄的地下室喝酒、睡觉。那天下午,就在进入那间地下室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画家正在临摹一张欧洲古典油画,画的是海景:一支零号的油画笔在画布上一翻一转,一层层的海浪就出来了。

刹那之间,我被这个神奇景象所感动,每根汗毛都竖了起来,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经验击中了我──当时我就已明白,“她”正在更换着我。我告诉那哥们儿我这辈子一定要干这个。

这就是我开始画画的一个偶然的经过。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号到四号我也在天安门,这对我同样刻骨铭心。

六月三号下午,我正在西四大街吃饭,广播通知要在今天清理天安门广场,有一种直觉告诉我,要出事了!于是,我匆匆忙忙把饭吃完就到了天安门广场,碰巧遇到一个朋友,说找我快一天了。因为他父母觉得今晚要出事,所以叫我去他们家住。我哄他说:“你先走,我一会儿就去。”等朋友走后,我甚至模仿革命者的口气还对走在一起的几个同学说了句:“今晚就在天安门,见证历史的时刻到了!”可是,善良的人,幼稚的人,都被历史这头凶猛的怪兽再次戏弄。

那天晚上,大学生粉色的梦没有了,对政权的信任彻底破灭,心里充满了仇恨。

六月三号的晚上,大概十点、十一点的时候,在广场上就可以听到枪声了。我和同学在历史博物馆的西门前领取了食品,感觉好像是最后一顿饭,很壮烈。我和几个同学说着:死了也不能是个饿死鬼。每个人一包小圆面包,一袋广式香肠,五六个水果。我们坐在靠近广场国旗旗杆附近的地上吃完东西,然后脱了身上的T恤衫,开始在衣服的后背写遗书,遗书的内容大概是:我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为什么来北京,如果死了,请通知我父母。当时很想写点豪言壮语,一紧张就全忘了。

也不知道是几点,有一辆坦克从前门过来沿着天安门广场东边的马路往北,到了长安街又往东开了,广场上的人都很愤怒。我跟着人群向西(应为东)长安街方向跑去,跑到北京饭店就跑不动了。远处的枪声开始变得密集。这时,从公安部大院出来了一辆军用吉普,因为车速太快,撞到了长安街上的隔离带,隔离带上被撞开的钢筋把一个人划出了很多血。人们开始拿石头砸向吉普车,车很快调头又回了公安部大院。

过了十分钟左右,那辆消失的坦克又从东面往天安门开了过来,马路上的人群也已失控,开始追坦克。坦克开得太快,人们根本追不上,可那坦克到了天安门东观礼台前面的红绿灯附近突然熄火,黑压压的人群开始围上。有人拿过来浇了汽油的被子,放到坦克后部的油箱,“砰”的很闷一声,坦克开始冒烟,不一会儿,上面的盖子打开,出来三个士兵,他们也就十八九岁,他们的眼神也很惊恐。马上有六七个学生在他们外围围成一个保护圈,一边喊着“优待俘虏”,一边和这三个士兵往纪念碑方向跑。我追过去看,学生给士兵讲道理,有俩士兵一直在哭。

有个自称是前线总指挥的人叫大家去西单增援,我也跟着去了。过了大会堂北门,看到在新华门一带有一队头戴钢盔的军人,一个挨一个布满大街,急速地向天安门走来,一边走一边开枪。我们的队伍哗一下就乱了,我和几个人从大会堂西路一直往南狂奔,又经广场西路跑到了前门大街。这时枪声已经变得非常密集了,“砰砰砰,咚咚”。

前门西侧也有一批军人,大概三百多人,这些军人坐在地上,有两个军官,旁边围了好几个北京市民,有一个大妈对他们说:“大学生都是为了我们国家好,你们不要打那些学生,以后来北京旅行就住我们家。”我和另外几个逃过来的学生也跟士兵说些关于国家前途的话,这些军人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来了辆军用吉普,到了我们旁边,“砰砰”两枪,吓得我们全趴在了地上。我爬起来后,又向西跑到附近的居民楼里,一口气爬到了九层。当时的心情除了惊恐就是绝望。

天已经大亮了,从走廊的窗户往外看,大批军人已经开始从西边过来了。一队接着一队,每个队伍都是全副武装,八人一排,三十排左右,急速地向着广场行进。我和别的人又跑下楼。到处都是喊声:“纳粹!畜生!”“法西斯!”这时,天安门的同学也都撤过来了,整个队伍绝望的哭声响成一片。

他们对着手无寸铁的人们下手了!他们是国家的军队,他们是赫赫战功的王牌野战军。

我加入队伍一起走着,在和平门,我们往右拐进入了北新华街的胡同,还有二十米就要过长安街了,前面的人群突然发疯似的“嗡”的一声,像潮水一样从长安街往胡同倒灌过来。“坦克压人了!”我们这些惊弓之鸟跑进了一个四合院。过了一会儿,我们看到天空升起了黄色的烟,味道很刺鼻,有人喊“毒气,毒气!”

大概几分钟后,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胡同,看到一群人从长安街跑了进来。我和不相识的人们一起扶起一个受伤的女同学,子弹从她的左肩进入,从后背出来时却是一个大洞,红红的,像泉眼一样,血急急地向外冒。有个好心的北京市民用平板车把她拉走了。有人说当兵的用了砟子,也就是国际社会禁止使用的达姆弹,也有人说可能是坦克上的机关枪,这个女同学大概没命了。后来我在网络上找到她:龚纪芳,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生前是北京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学生,一九八八级学生,遇难时年仅十九岁。她被送入北京红十字会急救中心,死亡证明书上写的死因主要是:由于吸入毒气,造成肺部糜烂致死。我们紧接着救助的是一个男同学,大腿被子弹射穿。当时学生的队伍在过马路的时候,三辆坦克一边开机枪,一边追着压学生。

这时,长安街上开过来两辆坦克,停在胡同口,炮筒直直地对着胡同里。我们这群人过不了长安街,就只好从北京音乐厅的后墙向西走。不远处,有其他学校的同学哇哇大哭,地上,两个年轻人的尸体半裸地躺在那里,刚被坦克压过,胸膛被压开了,肉是黑色的,身体扭曲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我们是一个宿舍的,我们是兄弟呀!”──到死我都不会忘记,尸体旁那个男孩布满泪痕的脸,他撕心裂肺的声音,那只抓向空中苍白的手。

走在前面的人说,坦克追着过马路的同学,压死了十一人。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具体的数字,只知道六部口是天安门整个事件中最惨烈的地段。“我常常想,在战争年代两军交战时,对敌方缴械的士兵尚且还得放他一条生路,为什么对那些已经按命令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都不能放过!何况他们都手无寸铁,何况他们在撤退时没有作任何抵抗。在和平时期竟如此残忍地滥杀无辜,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下令把坦克开进北京城的人,就像那辆疯狂的坦克一样,已成了完全丧失理智的疯子。”(丁子霖)

这段经历我很少提起,离那件事情快23年了,我写的时候,仍然止不住泪水。

六月四日,对于死者和生者是一样的,兄弟啊,不是你就是我!六月四日的清晨能为他们哀伤,是他们代替了我们。我们的青春就这样顷刻被注入不可承受的重,八九点钟的太阳已是血色黄昏。

从广场上撤出来的学生组成长长的队伍,在路上走着,走着。没有人说话。夏日里的眼泪,沉默。沉默,夏日里的眼泪。沉默,沉默。

然后,一九九二年的秋天来了。那时候,中国内地城市年轻人办的公司如雨后春笋,我的很多朋友也成了老板,昨天还在一起讨论艺术理想,今天他们就开始计划买汽车了。一夜之间就那么齐心爱钱,整个社会从理想主义

直接进入实用主义,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是“钱、钱、钱”,好像人们终于活明白了:“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每个人都想着抓住“老鼠”,只要能抓住“老鼠”就可以不择手段。

慢慢地我变得几乎没有朋友,就连亲人也发出了不满的信息,日常生活里处处碰壁,众人嘲笑。那时候,你要么失语,沉沦下去,要么反抗,因为命运把你逼到了死角,教育带来的所谓优雅不算什么,成功者的范式也不算什么:我就是要发言,要大喊一声。这是本能。本能会把经历过的所有痛苦和绝望喷出来。没有什么办法,只能选择黑色。这就是我的生活、经历,就是我们的时代。

《失乐园》里的烟囱来自我在西北的旅行。那时内心绝望,常常带上相机和两本书去远方走走。有一次,火车走在戈壁滩上,我在火车车厢的连接处抽烟。突然在地平线的远方,看到破败工厂的烟囱上有一屡白烟缓缓升起。那一瞬间我的心被深深地扎了一下。我立刻就知道“她”正是我寻找已久的。烟囱不是工业化的符号,对于我来说,它好像黑夜里茫茫大海上的灯塔,是我心中不知所云的教堂,烟囱有着双向的意味──死亡和再生。

有几个看过我的《失乐园》的同事,那时都说:“太冷,不美,为什么你看不到阳光呢?”是的,没有美,没有那个标准的“古典美”。我在想,如果“美”的标准都是些博物馆里的词条和尸体,而不去关照我们今天的世界,那么,我们存在的意义又会是什么呢?“美”是一个生命体,她是活着的;人类艺术的历史是一个“美”的历史,那些勇于追问的人们一次次地跨越了现实的困境,又一次次地拓展了“美”的外延。

“把灯熄灭吧
让烟独自燃烧夜的寒冷
把酒泼向窗外
让黑夜醉到
呕吐出另一个黎明”

这是你和刘霞十年前送给我的诗集中你写的诗句。

“妈妈,谁的/手,我曾握过,/当我携你的/言语去往/德国?”(孟明译)握过自己的手的那只手,是否也握过当年杀害自己母亲的手这个致命的问题,曾经一直困扰着保罗·策兰。这是一个灵魂的拷问,是我们无法逃避的。

可是,遗忘──是我们的血性,我们整体的命运。如果你问我这是不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的字典里一直有什么“胜者王侯败者寇”,有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我们祖先的阴阳图,永远走不出的历史怪圈,完全又是一个新的轮回,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一直都是在重复着:苦难、遗忘、无耻的轮回。

大屠杀之后的中国艺术,从八十年代的“宏大叙事”迅速转向“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一个是转向个人生活的无聊,对待严肃问题的泼皮化,另一个是社会批判波普化、简单化。外强中干,实质上都是一种在权贵面前的软弱,最终就是走向媚俗和虚无。

而八九之后离开中国的那些艺术家,在西方世界大打“中国牌”,和遍布欧美大街的中国餐馆毫无两样,因为只要有“中国”这个东西,话语权就在我们手中,不熟悉中国传统的西方批评家便无从评判!“变脸”这个经典的川剧绝活也是今天中国所谓文化、艺术精英的写照。在西方是一张脸,回到中国又是另一张脸,哪张脸都不是真实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也好,友好年里的项目也好,主流无非是些中国餐饮、功夫、太极、杂耍、京剧、书法等等这些世俗光鲜的东西,不存在“文化”意义上的“精神”层面的交流。奇怪的是,在全球化的口号下,这样的东方情调还会拥有一席之地。西方的政客和商人们也慢慢地学会了变脸,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人权、什么普世价值都可以闲置一边,所谓的交流、对话都是在走走过场,这差不多也成了今天的潜规则。

二零零零年前后,北京一些艺术家开始有钱了,随之而来的并不是有了经济后盾就可以少一点向现实社会妥协,多一点艺术家个人的纯粹。正好相反,文艺沙漠里面的这些工作人员,一如沙漠里淘金、挖煤的小老板们,勇往直前,永无止境。紧接着开始了建设工作室的比赛,标准基本上有三点,一、装修硬件过关(按小康标准),二、面积够大(“面积有多大,作品有多贵”,这是那时流行的话),三、地点好(即,扎堆)。艺术环境急速污染,艺术家整体堕落。

当代艺术进入了新世纪后,在国内官方舞台上基本合法化,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可惜,往日的先锋成了最大的合作者,应该以“批评”为职能的当代艺术和批评的对象搞到一起了,而且还成了好朋友。表面上,权力告诉世界:我们支持当代艺术,我们也有双年展、三年展;暗地里,艺术家和权贵结合起来开始洗钱,操纵艺术品市场,就连艺术批评家有的也只能从作品价格的高低这种商业结果来评判艺术品。中国当代艺术成了中国制造最贵的小商品,北京的艺术区成了全世界的义乌。总之,艺术家和权贵达到双赢。

二零零四、零五年期间,我开始创作《我NO.1》和《我NO.2》。带上相机,我并没有一个详细的计划,而是凭着情绪和机缘。中国的现实其实就是魔幻现实主义,现实本身往往超过作家、艺术家的想象力,你根本无法设想会怎么样地荒诞、残酷、滑稽,可耻。我把第一张对准自己,然后去寻找第二张的场景或人物,找到之后,我会把第一张放在第二张的所拍的范围内,以后是第三张放在第四张里,以此类推。这样,“我”就会在以后的照片里越来越小,没几张,“我”就看不到了。你可以从理性上讲“我”存在着,但是在现实的照片里,“我”在哪里呢?

也就是在二零零四年,我选择了离开工作室。我想用“写生”这个看起来传统的绘画办法,实质意义上是为现实环境作见证。画家以往写生时用的画布,尺寸一般比较小,我加大了画面,足可以让我在户外工作很多天。二零零七年,我终于被允许在河南板桥水库写生水库大坝。那件发生在一九七五年八月的悲惨事件,由于人为原因,到今天,事件真相一直都没公开。我在水库坚持了四个多月。

中国在近代社会发生过的灾难,个人的或整体的,大都是政治原因造成,所以,“政治”也变成了一个大家都讨厌的东西。可笑、可悲的是,作为一个作家或艺术家,如果关心了现实世界,那么就能很容易地被别人打上“政治”的标签。我不想让人给我画的水库贴上政治的标签,因为我关注的是──事实。那些将“现实”混淆成“政治”的人,归根到底,要么是喜欢把自主权交给别人,要么是面对现实就没有了个人判断,要么是政府里面的规定,比如非要给艾未未调查四川汶川地震死难学生具体人数这个完全个人化的作品扣上政治的帽子,用行政手段干预。

《笼子》这件装置选择以中国地图的外轮廓为整体结构,是因为二零一一年三月我在北京,四月艾未未就被抓了,又有一个人为了自由表达而失去了自由。未未曾用铁梨木做过一件做工非常考究的中国地图装置,于是我就想做一只可以装人的狗笼子。在中国,很多人为了追求自由,树立人的尊严而进了监狱。你今天仍在牢里。监狱之外是一座更大的监狱。这座监狱就是──我的祖国,警察现在每天还在监视着未未。《笼子》这件作品是献给那些勇敢的人的,因为他们持久的行为“让我们重新找回了曾被专制铁蹄践踏为泥尘的人类尊严”(王力雄)。

你知道我是于二零零六年开始在柏林和北京之间生活的。

在欧洲,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两个。一是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经常想的就是“中国、中国”。我们谈论欧美,但骨子里并不是关心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很强大,我们要学习,要赶上。至于非洲、南美洲、东南亚、西亚,都不是我们谈论的,我们也没有了解他们的愿望和那些知识。另外就是在大街上如果遇到一个陌生的中国人,就显得特别怪。开始我挺高兴“他乡遇故知”什么的,没想到人家看我的眼神就好像看到了一泡屎一样晦气。在地铁站,到了上车的时候,好几次我看到陌生的同胞有意选择不同的车厢。后来也有好几个中国人谈到类似的经历。我感到这些中国人之所以喜欢一个人坐车,原因是文化上的自卑。很简单,当他一个人的时候,或许他还有点自我感觉良好,一旦和我这个陌生的中国人在一起,两个人的符号感就太强了,也就太没面子,想隐藏自己的身份就不太容易了。有一次,我在柏林作了一个恶作剧,在中国朋友的车窗上加了个纸条,就好像警察的罚单,上面写着:“亚洲人是傻逼”。没想到我的朋友特生气,还真因为生气开车走神被罚了款。

一天,我在柏林的大街上走着,看到一只中国的京巴狗,那条狗一直尖叫不停,在别的狗都准备过马路的时候,小京巴突然抱着路边的栏杆撒了泡尿。我突然想到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和这个的民族所拥有的狗的狗性应该很接近吧。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油然而生。这件小事让我开始了这方面的思考,从二零零九年到二零一二年将近三年的时间。这正好是德国政府要求外国人“融入”的时间的长度。

我拍了一组我的头像照片来进行我的“思考”。这组照片共十六张,看起来有点幽默,实质上我内心特别沉重,名字叫《走》,不知是走着进来融入,还是走着出去拒绝。第一张是我以一个京巴狗样式的头形开始,头发长,没胡子。往后是一张张的胡子越来越长,头发越来越短,直到没有头发。这组照片的最后一张是没有头发、胡子、眉毛,好像一个卸去文化包袱的“零”。在进行到一大半的时候,还出了一个意外,正好赶上九月十一号。

那天晚上,我从一个朋友家出来,很晚了,走进一个黑黑的过道,黑暗里突然有一个男人喊道“WHOAREYOU”,紧接着向我投来一根三米长带铁钉的木棍。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拿起木棍指着他,用汉语说:“你要干什么!”他可能根本就没听过这种发音。这家伙又拿起一个垃圾桶想砸我,结果是我这偷学的少林功夫取了胜,还把木棍打断了。他后来变成受害者在大街上大叫警察。我从旁边的小门跑了,但是没忘拿那根断在手中的半截木头,是因为想做下一个有意思的作品。哈哈,我真是个合格的艺术家。

晓波,说到这里,你也许还不知道,廖亦武去年七月六号途经越南、波兰来德国了。现在这家伙可不得了,德国、美国、澳大利亚、台湾、法国、意大利都在出他的书,欧美的知识分子有很多人喜欢他的作品。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老廖常年混迹于中国底层社会,他的文学作品最终却被一些文学素养较高的知识分子所接纳。而国内所谓的当代艺术家们每晚灯红酒绿地在所谓高雅的场所度日,喝什么“拉菲”,吃什么健康的饮食,可最终,他们的艺术产品却是被没读过几本书的煤老板买断的。所以,一个是用真情实感表现中国“现实”,得到了人们的尊敬,另一个是用明星式的派头欺负精神世界里的残障人士,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相互欺诈。

老廖在柏林看了我的新作,他最喜欢的是《烟》系列。这组画用了一包中华牌香烟,第一张是一个抽完的烟头,第二张是两个烟头,这样递增直到二十个烟头。为了画这些画,我抽了很多这个牌子的烟,我一点也不喜欢“中华”的味道,味道臭臭的。

我们再回到正题。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已成为不可能”。经过大劫难的艺术家,如果用以往的美学形式,他会无法描述他所经受的苦难,此时,艺术必须将自身“非美学化”以证明其存在。现实的苦难与罪往往是没有诗意的,不能用以往任何美学上的形式来表现,如果你忘掉它们,你就扭曲了现实。而你又不能完全抛弃美的形式,因为只有依附于美的形式,作品才会有所表达。可有时,我们的作品表达了对“现实”的批评,但由于我们学到和采用的方法论是我们所批评的对象教给我们、并从某种意义上已进入我们血脉的,这就很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批评失效,甚至会适得其反──这也就像不能用暴力的办法解决暴力一样。所以,找到一个崭新的美学形式,使“诗”和“画”重新成为可能,就显得多么迫切。

二零零八年年初,我买了张北京地图,用尺子在我工作室所在的村子和天安门之间画了一条线,并且延长出去,开始做一个计划。按北京人的说法,出五环就出北京城了,我的工作室在五环外,就是说我已在北京城外了。我在工作室附近画了第一张写生,然后进五环、四环、三环、二环、天安门,然后继续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五环外。我在实施这个计划的时候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完全按照北京地图上画好的直线穿越一次北京,如果出现阻力,可以调整画面尺寸,但不可以偏离此线。

这组作品的名字就叫《穿越北京》,共十一张画,最大的四米高,两米二宽,当然是在郊区人少的地方画的。最小的只有十五厘米高,二十五厘米宽,这张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写生的。我在这里想探讨的不仅是艺术和权力的关系,也是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它也显露了我一贯的臭德行──反抗。“为什么我们还要忍受痛苦,为什么要斗争,为什么要冒从山顶被狂风刮到井底与鱼为伍的风险呢?因为这是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总之是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头绵羊而生存的唯一办法。”(奥莉娅娜·法拉奇)

晓波,我还是最喜欢画风景。等你回来,我让你看我最近画的风景。“给黑色调的知音”,这是你送我的另一本书里的话。但愿我的努力能配得上你的称呼。

深深地思念

孟煌

二零一二年一月于柏林

2013年4月4日星期四

王力雄在Twitter上说“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

王力雄在Twitter上说“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


图为2009年10月7日,尊者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首府华盛顿,代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向中国作家王力雄颁发2009年度“真理之光”奖。(AP Photo/Susan Walsh)

王力雄在Twitter上说“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
2010-5-17 发推
现在看“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的谷歌汇问上所提的问题,有一些提问内容大同小异。这样反而会分散投票,不利于您的问题凸显,因此建议先认真阅读所有问题,然后问不跟别人重复的问题

伯克利大学萧强评价这次对话:许多人都在尝试网络如何达成在网下世界难以达成的交流,胡锦涛,温家宝尝试过,奥巴马也尝试过。但那都是自己和知道自己的同一社区交流。而跨界交流,在互不了解的、甚至是敌对双方之间的网络交流,形成的是另一个范畴的挑战 #ttdh

对话双方都不要对这次对话期望太高,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这次主要是尝试,不是为了取得结果,而是寻找和检验方法,如果没有大的问题,以后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继续这种沟通交流,最终找到真正开启民间互动大门的钥匙 #ttdh

在我来看,这次推特对话( http://goo.gl/mod/Eq6K )是达赖喇嘛第一次直接面对成规模的普通中国人群体,不像以往只是面对民运人士或少数知识分子精英 #ttdh

现在看“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的谷歌汇问( http://goo.gl/mod/Eq6K )上所提的问题,有一些提问内容大同小异。这样会分散投票,不利于您的问题凸显,因此建议先认真阅读所有问题,提出不与别人重复的问题

2010-5-18 发推

到北京时间2010年5月18日晚9:30,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的谷歌汇问 http://goo.gl/mod/Eq6K 中共有860 人提交了 219 个问题,并投了 7,929 票 #ttdh

目前与达赖喇嘛对话的谷歌汇问 http://goo.gl/mod/Eq6K 中,支持度排序第一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您终老后可能会出现像现在的“两个”第十一世班禅的类似问题?另外对于中共所认定的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您如何看待

目前与达赖喇嘛对话的谷歌汇问 http://goo.gl/mod/Eq6K 中,支持度排序第二的问题是:想向尊者了解一下关于流亡政府代表与中共会谈的情况,为什么每次都会无果而终,到底双方在哪些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以致谈了几十年仍然无成果

谷歌汇问 http://goo.gl/mod/Eq6K 中支持度排序第三的提问是:《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中未写如何保护汉族人在西藏的权益。你是否认同现有藏区汉族居民在自治后仍拥有居住权?你能否发表备忘录来描述如何保障藏区汉族居民平等生产生活的权益 #ttdh

请参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的谷歌汇问 http://goo.gl/mod/Eq6K ”的推友注意,提交的问题每条不多于100字为好,最多不超过120字,否则在进行推特转发时,只能进行删节 #ttdh

北京时间2010年5月18日下午4:07,谷歌汇问(Google Moderator)正式在中国被封。即时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 http://goo.gl/mod/Eq6K 共有828位参与者提出 216個問題,投7,533票 #ttdh

目前在“达赖喇嘛推特对话的谷歌汇问”( http://goo.gl/mod/Eq6K)中采用Sorted by popularity作为提问的排序,其公式为:支持度 = (赞成-反对)× 赞成/反对

从给尊者达赖喇嘛献哈达说起

从给尊者达赖喇嘛献哈达说起
·唯色·


1、
只有翻墙,才能看到对尊者达赖喇嘛的真实报道。

最近,尊者访问美国,在波士顿、纽约等地掀起飓风般的欢迎热潮。发表演讲,接见民众,对话学者,慰问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等等。我和能翻墙的博巴(藏人),被这些报道吸引着。

5月5日,尊者在纽约与中国民运人士、异议作家、独立学者、中国留学生等百多人会面,从YOUTUBE上,听见尊者说中文,说的是“汉藏大团结”,“汉藏真正的团结”。不禁莞尔,“真正的”发音特别有博(西藏)的味道,我在拉萨的上师也是这样的发音。

从多维博客上,看见尊者与这些杰出的华裔人士会面的图片。当中有我的友人,而许多人虽然未曾见过,但因网络已经十分熟悉。如胡平先生、杨建利先生、康正果先生、苏晓康先生、吴弘达先生等,他们的文字、思想和事迹,让我为之钦佩,且学习。

只有一个遗憾,自然是由图片而来。在尊者步入会场,与众人握手、交谈时,有一张图片上,是吴弘达先生向尊者献哈达。而这一献哈达的方式,我必须得说,出错了。因为吴先生不是把哈达献到尊者的手上,而是把哈达挂在了尊者的脖子上。

也许这会被认为是小节,无关紧要,我却忍不住想要说说。

2、
哈达是藏语的音译。民国初期编撰的《西藏志》简介为“白绫一幅”。

而哈达的使用,可谓西藏独有的礼俗(蒙古亦有献哈达的礼俗,当是元朝时,从藏地传过去的)。藏人作家平措扎西在他的中文著作《世俗西藏》中,专门写过关于哈达的文章,其中写到:“哈达最能表现藏族人崇尚白色的民族心理,那洁白的颜色,表达如雪山白云般纯洁无暇的感情,因此,哈达也成为藏族人表达谢意,表达敬意的最高礼节。”

实际上,赠献哈达的礼节体现的是一种文明。故而在藏地,尤其在被视为“圣地”的拉萨,哈达成为生活中广泛使用的礼俗,并且在献法上有着严格的规定和讲究,人人须得按照各自身份行事而不得僭越。正如拉萨民间学者撰写的《老城史话》中介绍说:“向高僧献哈达时,横向展开献在桌子上;……献迎送的哈达时,下级或小辈对上级或长辈应献在手上;……俗人给僧人献哈达时献在僧人手上,不能献在脖子上。”

1940年代,派往拉萨的国民党驻藏代表沈希濂和柳陞祺,在《西藏与西藏人》一书中也介绍了献哈达的方式:“对于长者,应双手捧起哈达高至前额;对于同辈,应捧至肩高,并从对方换回一条哈达;而对于晚辈,就直接戴在对方的脖子上。”

3、
当然,尊者达赖喇嘛作为得大成就的大自在者,是毫不在意繁文缛节的。

在藏人的观念中,他是象征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对待所有众生都慈悲为怀。而在流亡异国的岁月里,尊者大力推动流亡西藏社会的民主化,人人生而平等、保障人的权利等民主理念,与佛教的利他精神构成尊者的人生智慧。

所以尊者自己是不在意形式上的礼貌周全的。

而且,他天性自然,像孩子般的天真。我看过BBC拍的纪录片里,主持人因为在达兰萨拉的天文历算所被推算出前世是一头大象,很不解地咨询尊者,而尊者闻言顿时哈哈大笑,用手指比划出大象伸出长长的鼻子东闻西嗅的样子,说难怪你这一世成了记者。他笑得,连眼泪都出来了。

4、
当然,我不能说吴弘达先生不懂礼貌。

而且,作为一位藏人和晚辈,我对吴弘达先生有着深深的敬意。长期以来,吴弘达先生为西藏发声,支持西藏事业,他所主持的劳改基金会为援救被迫害的藏人,做了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我听到过许多藏人都用亲切的口气称呼他为“Harry Wu”。我也读到过在一位西藏良心犯班丹加措的传记《雪山下的火焰》(茨仁夏加记录),吴弘达先生为中文版作序说:“西藏地区的劳改营是1959年开始建造起来的,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监狱(劳改营),这是中国共产党创下的历史记录。相应地,中共还有另一个历史记录是毁坏了无数的西藏宗教寺庙。”

而在这次与尊者达赖喇嘛的会面上,吴弘达先生直言不讳地说:“今天提出的自治,是一个策略,是在一个集权主义底下的自治而已,但我相信西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独立体。”

把哈达献在了尊者的脖子上,显然是吴先生并不了解西藏文化中复杂的习俗,不知者不为过。

5、
干脆,我就直截了当地说了吧。

说到底,这其实是与尊者身边的藏人有关的。

从这次会面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在尊者和这些华裔人士的周围,也有藏人的专家学者和活动人士。其实,怎么献哈达,尤其是怎么给古修、喇嘛、仁波切献哈达,是一个最普通的藏人也知道的礼节。山野村夫,草原牧人,或许不知道这个那个规矩,不会说像拉萨人那么流利的、谦卑的敬语,但如何朝拜寺院、如何朝见高僧大德,却是生下来就会了。

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

不是这个文化的外人不知道不为过,不了解这个文化的外人不知道不为过,而属于这个文化的人,在与其他文化的人相处的时候,理应让别人知道才是。不必顾虑太多,一味逢迎他人或者默然。

这应该不是冒昧不冒昧的问题。这也不是狭隘不狭隘的问题。这更不是民族主义不民族主义的问题。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坚守民族文化传统的文章,其中写到:

“让我们坚守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不是愚昧,也不是保守,而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尤其是藏人的精英,所有的知识分子、专业人才、僧侣乃至官员,都应该担当起表率的职责……让我们坚守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这包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然,我自己也需要格外注意,从我做起。而昨天,我认为自己做了一件不错的事。在接受一位外媒记者的采访时,当记者随着她的中国翻译,称尊者达赖喇嘛是“达赖”时,我提出了异议(不过,这之前我也常常默然了,为此自责)。

我说,藏人视尊者达赖喇嘛为至高无上的领袖,犹如基督徒对待上帝,犹如伊斯兰教徒对待真主。尊者达赖喇嘛是我们的佛,当你们跟藏人在一起的时候,务必请勿称“达赖”。否则,藏人即便嘴上不说,心里也有了排斥,何必呢?而中国,上至国家总理,下至扫大街的,都可以口无遮拦地动辄称“达赖”,这让藏人听着真不是滋味。

记者与翻译恍悟的样子,之后,都改称“达赖喇嘛”了

魏京生与达赖喇嘛在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森市会见

魏京生与达赖喇嘛在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森市会见


魏京生与达赖喇嘛在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森市会见
【大纪元7月24日讯】(魏京生基金会首发消息)2008年7月22日中午,中国民主运动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和秘书长黄慈萍,前往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森市,拜访了正在该市给公众讲法的达赖喇嘛。


                           魏京生与达赖喇嘛在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森市会见 魏先生首先谈到西藏代表的北京之行非常失败:在中共没有任何诚意的情况下去北京,帮了胡锦涛的忙,却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实际上中国政府事后并不承认这是一次谈判,却欺骗美国和法国政府说这是一次谈判,骗取了两国总统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决定。

达赖喇嘛说他对中国政府没有谈判的诚意感到非常失望,甚至怀疑中间道路是否是个错误。他对很多汉族人民不理解他的诚意也感到非常失望。中国政府的宣传歪曲了他的立场,欺骗了中国人民,他问魏先生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魏先生首先认为越来越多的汉族人民同情西藏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海外一小撮留学生的狂热主要是受了中共的欺骗宣传,并且是中共组织的活动,并不能代表大多数汉族人民.中间道路并不错,应该继续保持诚意--但不是对中共,而是对中国人民保持诚意。要让更多的汉族老百姓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和西藏人民的真实愿望。
双方都认为加强合作和互通情况是今后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信息不够通畅,我们都犯了很多错误,被中共极端分子所利用。整个中国的民主化很可能从西藏的变化开始,但西藏不可能单独获得成功,必须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取得整体的变化,才有可能解决各部份的问题。双方决定增加共同的活动,增加国内外人民对共同事业的了解。要破除中共在国内和国际舆论界制造的谣言,黄慈萍向达赖喇嘛指出这些也是魏先生在努力着的事情,尤其是这四个月来,尤其是在媒体和美国国会。 (http://www.dajiyuan.com)

达赖喇嘛最新态度:建立各民族统一民主阵线

达赖喇嘛最新态度:建立各民族统一民主阵线

                                             【阿波罗新闻网2008-08-22讯】
达赖喇嘛与参加会晤者合影留念。(大纪元图片)
来自魏京生基金会消息,正值北京中共奥运期间,8月17日12时半,正在法国南特市(Nantes)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等参加民运巴黎会议的各国及各方代表,就中国的前途和西藏问题进行讨论。原本预定30分钟的会见进行了约70分钟。

会晤中,魏京生就一些重要话题与达赖喇嘛交换了意见。参加会晤的还有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法国汉学家侯芷明(Marie Holzman)、多名来自欧、美、澳的民运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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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与民运人士握手致意。(大纪元新闻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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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与民运人士握手致意。(大纪元新闻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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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与维族人权人士握手致意。(大纪元新闻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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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与魏京生交谈。(大纪元新闻图片)


建立各民族统一民主阵线

会晤一开始,达赖喇嘛就表示,汉藏一定要大团结,否则不和谐、老在一起打斗,没什么好处。他还说,不管政府如何,我们人民之间,汉族、藏族和维族一定要非常地和谐,做好朋友。3月发生西藏抗暴事件之后,我对不同的藏人和汉人说,我们应该设立一个组织,引导汉族和藏族等的和谐,建立争取自由的统幻裰髡笙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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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在会晤中。(大纪元新闻图片)


民阵主席王国兴和基督教传道人张健表示,中国民众少有机会看到汉语的有关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真实情况的资料,接触到的都是中共的污蔑之词,希望达赖喇嘛允许年轻人犯错误。他们还表示,了解真相的人们对达赖喇嘛的和平理念都表示支持和尊敬。

达赖喇嘛:中共有原子弹但缺道德

达赖喇嘛特别强调道德与信仰对人类社会幸福、和谐的重要,尤其大国要有更高的道德。他说,中(共)国现在有了经济、原子弹、科技,但缺一样东西,就是道德。他表示今后将在中国的道德与信仰的重建方面做更多的推动,这也是他最愿意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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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晤场景。(大纪元新闻图片)


达赖喇嘛说,我们需要知道实际的情况,中共的宣传会蒙蔽我们的眼睛,可很多人内心是清楚的。“人民政府”,那人民不是最重要的吗?但13亿人民被九个人控制、被九个人压在下面。我们的流亡政府虽然只有(管辖)10万多人,但我们的制度决定了我们必需是群众选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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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翻阅《九评共产党》。(大纪元图片)


他接着评论道,共产党也努力很多,但它所能做的也仅此而已。它要是能变成民主最好,但它已成为共产一党独裁加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这很难持久。达赖喇嘛8月13日在巴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他还表示,现在共产党耳朵听不太清楚,眼睛看不太清楚,已经快要退休了。有人插话说,那是它的末日到了。

达赖喇嘛的三项个人义务

会晤结束前,达赖喇嘛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自我介绍。他说,我有三项义务。第一,提倡基本人道价值,因为个人、家庭的幸福与此紧密相关,这与我的宗教事务无关,光有钱和教育是不够的,还要有内心的价值观。

第二,提倡各宗教间的宽容、和谐。所有宗教都提倡尊敬、友爱、帮助他人。如果不同宗教间有纷争(Conflits),那是最令人难过的,所以我一定要促进宗教间的和谐。这两个义务我是完全自愿的,会致力一生。

第三个义务与西藏有关,不一定是自愿的。我的人民信任我,赋予我很大的责任,但从2001年(流亡政府)选举制度建立后,我就处于半退休状态,我希望以后完全退休。

达赖喇嘛与民运人士会晤后一致表示,要把今天会见的情况尽快让更多的华人知道,让他们了解西藏的真正情况。

会晤结束后,达赖喇嘛特意向每一位与会者赠送寓意吉祥如意的哈达,并和大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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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向魏京生赠送哈达。(大纪元新闻图片)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于飞         来源:大纪元